八十多年前，施昕更还是一位在杭州西湖博物馆工作的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他在自己的家乡良渚采集到了一些古老的黑陶片和石器，他没有想到，一个重大的考古发现就这样拉开了序幕。在对良渚遗址进行了几次田野考古发掘后，他很快将他的发现公诸于世，这是世人了解良渚文化的开端。
当时，良渚遗址出土的文化遗存，被认为是黄河流域龙山文化的传播所致。苏秉琦在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学说中，将良渚文化作为其中十分重要架构，他认为这里是“古杭州”“古越文化的中心，……杭州应该是从这里起步，后才还逐渐向钱塘江口靠近，到西湖边就扎住了”。通过研究和总结，人们开始对良渚有了初步的认识。
1959年，夏鼐在一次会议上做了题为《长江流域考古问题》的发言并提出，“太湖沿岸和杭州湾的良渚文化，是受了龙山文化影响的一种晚期文化。”就是这次会议，明确把良渚文化从龙山文化中分离出来，使其自立门户，有了自己的名字。
此后20年，国内一批考古学界的后来者迅速成长起来。他们不断亲临考古现场指导，陆续发表研究成果，使得良渚的面貌越来越清晰起来。原北京大学考古系主任严文明认为“中华文明的曙光是从良渚升起的”，原故宫博物院院长张忠培也提出他的观点，他认为“良渚文化是中华文明的一个源头”。1981年，以吴家埠遗址的抢救性发掘为标志，良渚文化遗址的发掘进入了实质性阶段。经过调查，良渚遗址的数量迅速增多。直到1986年，良渚发现50周年会议上，王明达首次提出了“良渚遗址群”的概念，良渚遗址作为大遗址的特征才逐渐凸显出来。
上世纪70-90年代，良渚许多大型墓葬出土了精美的玉器，令人惊讶的是，良渚玉器在数量、种类和质量上都远超红山文化。随之成长起来一批年轻学者，接过前辈学者的接力棒开始了新的探索。良渚玉器和古城的发现，要归功于浙江文物考古研究所现任所长刘斌率领的考古团队，这个队伍包含了第三代和第四代的良渚考古人。
世界各地早期文明的出现，都与治水活动密切相关。这一阶段，刘斌团队最大的收获是确认了良渚城池与大型水利工程，他们发现了庞大的良渚城池（约等于4个故宫），功能复杂的水利系统，等级严明的墓地，具有信仰与制度象征的玉器，还从河道的淤泥里，发现了大量陶器、植物和动物骨头。事实上，如此庞大的城池与水坝的设计筑造，只有强大的国家机器才能实施完成，在这一点上，良渚遗址无疑为中华五千年文明提供了珍贵的考古实证。
四代考古人，经过八十多年的努力探寻，最大限度的为我们打开了折叠着的良渚，让世界看到了中华古文明初始的绚烂光彩。申遗成功一年来，人们对良渚的热望从未停止。我们也期待着新的探索和研究一浪接着一浪，不断带给我们新的惊喜。
（来源：央视网、澎湃新闻 编导/剪辑 魏旖增 配音：张译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