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简介】裘元伦，1938年5月出生，男，汉族，浙江慈溪人，中共党员。1960年7月上海社会科学院贸易经济系毕业，大学学历。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欧洲学会顾问组组长、北京外国问题研究会副会长。学术专长为欧洲经济。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张宁：裘老师您好，今天很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向您请教一些问题，您作为欧洲问题的著名专家，学术造诣非常深，我首先想请问一个问题，就是您当初是如何走上欧洲领域的治学这条道路的，想请您谈一谈这方面。

裘元伦：走上欧洲研究这个道路吧，具有一定的偶然性。我1960年上海财经学院，就是现在的上海财经大学毕业以后，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分配给我的工作是研究西德经济，后来经济所里分出来了一个世界经济研究所，我继续在研究西德经济，后来从研究西德经济开始，一点一点地扩大到研究整个欧洲，大概就是这么样一个简单的过程。

张宁：是的，在今天欧盟一体化取得很大成就的同时，我们也开始看到欧洲正在悄然发生一些变化，特别是最近几年，欧盟在它的一体化进程中，也遇到了一些困难和挫折，比如出现了欧债危机，随后又有了这个欧洲难民危机，那么特别是最近这两年呢，英国脱欧问题到现在迟迟没有一个结果，我想您从欧洲研究的角度来谈一谈欧洲一体化，目前取得成就的同时，它所面临的这些困难和挑战，他们将如何应对，谢谢。

裘元伦：这个欧洲一体化吧，应当说是开天辟地的、伟大的这样一个事业，它们能够建设到现在这个程度，应当说已经是很不容易了，特别是27个国家能够把不同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面能够相对地协调。但是它们确实是遇到很多的困难，在当前来说，因为这个国家那么多利益差异比较多。所以，怎么样把它们之间的共同的利益把它提取出来，然后能够在政治世界经济当中，能够取得它作为整个的欧洲取得一定的这个重要的位置。现在欧洲人重要的一个目标，是想跟美国，跟中国，跟俄罗斯共同地成为世界的几股重要的力量，这样的话他们能够在全世界发挥重要的影响。

张宁：是的，谢谢裘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您，就是随着中美贸易磨擦的日益升级，我们很多人开始对中美关系产生了一定的担忧，那么我的问题就是在中美关系出现一些微妙的变化的时刻，我们如何进一步发展中欧关系，加强中欧合作，来使中国在当今复杂多变的这个国际形势中处于一种更有利的地位，想请您谈一谈这方面的看法。

裘元伦：中国和欧洲吧，确实有许多共同的利益。这个欧洲和美国之间，也有许多矛盾，所以欧洲人需要中国人跟他们团结在一起，共同在世界经济当中能够发挥更大的分量。而中国人也是一样，需要欧洲人跟我们团结在一起，共同的在世界经济当中占有自己的位置。那么现在，因为欧洲人和中国人在全世界的经济生活当中都有许多重大的共同的利益，而且对整个的国际政治没有多大的矛盾点，更没有像中美之间有直接的利益冲突，还有地缘政治方面的矛盾，所以应当说欧洲跟中国搞好关系，应当是具有条件的。

张宁：谢谢老师，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您，就是党的十九大提出来“两个一百年”的这种奋斗目标，那么您作为欧洲问题的资深专家，我想请您谈一谈欧洲在建设福利社会、福利国家、发展民生这些方面它有哪些比较有益的成功经验，对我们中国建设全面实现小康社会有哪些方面的帮助，谢谢。

裘元伦：这个欧洲的福利，确实是在当前来说，应当说是全世界生活当中是比较好的。但是这个福利，也不是说一下子拿到的，基本上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他们恢复了整个的欧洲的经济之后，大约是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他们才开始一步一步地开始增加群众的福利，那么这个福利现在是影响到方方面面的，包括养老，包括生病，包括工伤事故，包括家庭的子女等等等等的，但是他们也是一点一点地增加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在我看来，欧洲人也有犯过一些错误，就是说他们没有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来逐步地调整，我的意思就是说大约从七十年代中期以后，欧洲的经济形势再也没有像七十年代上半叶以前那么好。

张宁：是的。 

裘元伦：所以本来应当是不应当增加那么快的，但是恰恰相反，他们的福利，基本上都是在这一段经济困难已经出现了，已经开始了，他们还不断地增加社会保障，所以啊，弄得自己的负担很沉重，负担很沉重了以后，就影响到国家的财政，影响到他们国家的经济的发展，这个在我看来，也就是当今欧洲所处的困难的境地，但是有一些政治家、经济学家已经意识到了，他们现在正在逐步逐步地开始调整，看看他们调整能够走的多远。

张宁：关于“一带一路”，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2年提出了“一带一路”的倡议，那么在国际上受到了很多国家的欢迎和支持，据我所知，欧美国家，包括一些欧洲国家，欧盟成员国，他们对“一带一路”的这种态度是有一个转变的过程，从一开始的怀疑、批评、质疑，到后来逐步地转向有限的参与，积极的跟进。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三月份访问意大利，那么意大利成为欧盟成员国中第一个重要的国家参与到“一带一路”当中，想请您给我们解释一下就是说为什么欧洲一些国家，他对我国的这个“一带一路”倡议态度发生了这么一个大的变化，并且请您谈一谈中欧在“一带一路”这个领域合作，它的前景如何，谢谢。

裘元伦：这个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吧，开始的时候，欧洲人并不是那么了解你这个“一带一路”是什么含义，但是随着这个提出“一带一路”时间的推移，欧洲人开始逐渐逐渐地了解到这个一带一路究竟要做些什么事情，现在他们已经认识到这个“一带一路”对欧洲同样是有利的。中国跟欧洲吧，现在在“一带一路”的问题上，欧洲人走的比较快的，跟中国比较走的近的，一个是希腊，还有一个是意大利。其他的国家，也已经逐渐地认识到这个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所以呢，基本上他们表现出来的态度还是正面的，还是想跟我们合作。怎么样双方的这个贸易交流，通过那个陆路，通过水路能够打通，打得更通，比现在打得更方便，所以应当说中国和欧洲在“一带一路”的问题上面，是有合作的前景的，良好的合作的前景的。

张宁：想请您谈一谈您大学毕业以后，分配工作来中国社科院从事科研工作，在最初的科研工作当中，当时条件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还是非常艰苦的，就想请您谈一谈在早期的这个科研工作中，如何应对这种相对困难的科研条件，想请您谈一些经历，一些印象深刻的事情，以激发青年学子的这种治学热情。

裘元伦：我从上海财经学院毕业以后吧，刚到北京，那是1960年，那个时候，确实条件是比较困难，这个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吧，应当说连一个好好学习，工作的环境都没有。这个特别是我成家以后，那是1965年了，因为家庭住的条件太差，只有一间房子，三代人住，我丈母娘也在，我们两口子，还有孩子，所以呢，我经常躲出去在那个附近的公园找一个凉快的，冬天是暖和的一个长椅子坐在那，背着一个书包在那看书，搞翻译，写文章。

当时自己的心理状态吧，应当说也不是说我政治觉悟多么的高，当时自己感觉到我读书的这个上海财经学院它的牌子没有复旦大学大，是不是，它的学问也没有复旦大学学得多，所以自己就想我要拼命地学，再加上因为我家庭的环境，家庭的背景，都是比较差，当初那个年代是很讲阶级成分的等等等等，所以我自己意识到我条件比这个要差，我必须要比别人，付出双倍的努力，甚至是三倍的努力，这样我才能够赶上去，最后是超过其他的同志，这个就是在这种动力的推动下，自己就是努力再努力。

同时，我再顺便地讲两句，我没有好好地学过外语，但是我后来跟上了，为什么能跟上呢，我也是通过自己的自学，不断地练，通过自学，我学会了俄语，学会了德语这两种语言。后来我在1981年，1982年去中国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大使馆工作的时候就用上了，而且在那儿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所以能够达到了会说、会用的这样一个程度。

张宁：您确实让我们很佩服，德语和俄语都是公认的比较难学的两种外语。

裘元伦：俄语难，我这个说的能力比较差，但是我翻译的能力比较强，所以俄语啊，我翻译了五六本书，都是挺厚的书。

张宁：外语成为一种促进您科研水平提高有用的工具，这一点特别让我们后辈，由衷的佩服，您的这种克服困难的这种执着的精神，值得后辈学习。那么老师，最后我还想请您，作为资深的学者专家教授，对当今的青年学子，谈一谈治学方面的经验，把您成功的经验，和大家分享一下，以期对这些青年学子有所帮助。

裘元伦：我想这个事情，要说的简明一点，我想归结为三个字。一个字是“思”，思想的思；第二个是“心”，你要用心；第三个是“力”，你要出力。这个“思”呢，就是你做研究工作吧，你必须要有一个经常满脑子装的问题，起码装四五个最重要，对现实最有意义的大问题。

张宁：问题导向。

裘元伦：那么你具体的下手，可以从一两个问题抓手，这个是“思”，你作为一个研究工作者，你永远你要想问题，而且要提出自己的问题，这样才能够有一个好的思路。第二个，那就是这个“心”了，这个心，因为一般的开始做研究工作的人，都是比较年轻。年轻人，他愿望很多，他的理想很多，但是，我主张这个心啊，要集中在一两点上.把心思集中在一两个方面，不要把心思太分散了。这样，才能够把自己的力量集中到一两个方面，把它吃透了，攻破了，做出来成就来。

张宁：您的意思也可以这样理解，就是与其多挖很多浅井，不如集中力量挖一两口深井。

裘元伦：对，是那样。

张宁：会有更好的效果。

裘元伦：最后一个字，那就是“力”，年轻人要成就自己的事业，必须要用力气，必须要出力气，一定的情况下，还得要自己有一定的辛苦、劳累，这是难免的。当然，现在的年轻人，他也主张除了工作以外还要一定程度地享受，是吧，这个也是完全是正当的，合理的。但是年轻人，你比方说三十岁以前，我认为，你首先要把精力多用点心思在工作上、在事业上。三十而立嘛，你到三十岁的时候，你能够基本上有一套了，那你再往下走，这个路就比较好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