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简介】景天魁，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1943年生于山东蓬莱，196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81年和1987年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得硕士、博士学位。1981-1995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从事研究工作，1992年评为研究员，1993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1995-2006年先后担任社会学所副所长、党委书记、所长。
刁鹏飞：景老师您好，我知道2018年您申请立项了国家社科基金的重大项目，题目是《中国社会学的起源、演进与复兴》，那这个题目和您以前的研究领域可能并不那么直接相关，所以我们也很好奇，想问一下您是怎样选择的这个题目，并且如何做的准备。
景天魁：申请课题是从2018年才申请的，这个问题在我头脑中考虑这个问题大概二十多年了，所以说这一个很长时间都在考虑的问题，在申请课题之前也做了很长时间的研究，也出过书。之所以要申请这样一个课题确实是与整个社会学当前以及今后的发展一系列的考虑有关。中国社会学从1979年恢复到现在也四十年了，四十年来应该说社会学的发展非常的可观，不论是学科建设、人才建设、学术的研究各方面都取得很大的成绩。应该说就社会学这个学科的恢复来说，就恢复和重建来说那是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但是我认为这个学科的自信还有很多的要解决的问题，这一点其实是费孝通先生在1997年他提出文化自觉的时候，其实老先生已经提出这个问题了，所有文化自觉也好，文化自信也好，它当然其中就包含着学科自觉、学科自信。那么为什么社会学有一个学科自信的问题呢？那现在我们考虑学科话语体系建设，学术体系建设，学科体系建设，好像很自然的就是必然的要牵涉到这个问题，那就是我们社会学长期以来大家都说是个舶来品，就像我们中国原来没有社会学，社会学完全是在二十世纪初从西方传入的。
这样一个说法在中国社会界一百多年来几乎成了，不说是定论也是甚至也可以说是铁案了，那么这样一个说法正确不正确，目前没有人讨论过。其实在二十世纪之交的时候，社会学最初传入中国的时候，当时那代中国的学者，像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章太炎，谭嗣同他们，他还有这种基于中国学者的这样一种考虑。他首先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西方社会学这样一门学问我们中国有没有，他有这个意识，或者说用别的话说他有这个学科之别，所以他就很自然的就把这个社会学和中国战国时期的那个群学就勾连起来了。
但是社会学传入中国的时候，你也知道恰恰就是我们经过鸦片战争以后又甲午战争，甲午战争中国惨败，那个时候中国文化界、社会界都把中国的传统学术看成是祸根，急于除之而后快，认为它造成中国落实挨打的根源了，所以就没有人再愿意考虑这个西方社会学相当于中国的社会说学问。
那么到了1997年以后费孝通先生在考虑中国社会学的建设的时候他为什么提出文化自觉呢，而且我们要重视，老先生在提到社会学的文化自觉的时候，专门几次提到就是拉德克里夫·布朗，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燕京大学讲课的时候就提到，战国末期的荀子就中国的荀子是社会学的老祖宗。
费先生一再的提到这一点，为什么提到这一点，显然他认为这个问题值得我们认真的思想，到底中国古代有没有社会学。所以顺着费先生这样一个教导，到现在已经有六七年了，七八年了，我就一直在做这方面研究，先是发表了好多篇的文章，接着是我们这个团队出版了那本就是《中国社会学：起源与绵延》的那本书。那么这个书做的工作就是疏理出了群学的概念体系，怎么证明一个学科存在呢？当然一个学科存在有好多形式上的东西，但是最核心的问题就是你这个学科有没有你自己的概念体系，那么我们书里出了这样一个，包括三十个基本概念和四个基础概念构成的一个概念体，摆在这里大家看，这是不是群学的概念体系。
那么有了这概念体系了，我们又觉得还需要来疏理出群学的命题体系，因为命题是在概念的基础上来表明这个群学它说了些什么。命题就是判断，判断就是这个表述一些最基本的看法、内容，这样我们就想到要，因为要再疏理群学的命题体系这就是很大的工程了，这个命题太多了，而且从荀子倡议群学到现在已经两千二三百年了，这么长的时间内，这个工程极其浩大，所以我们就形成了这个，2018年就在写完这个书以后就考虑申请了这个重大项目。
那么做这个重大项目的目的就是能够从荀子开始到现在，整个这两千多年来群学的命题体系到底是怎么构成的，有哪些命题构成的，是如何演变的。那么我们今天，你要建立社会学的话语系也好，学科体系也好，学术体系也好，那你就应该考虑从我们自己的本土的资源出发。我们进行这个课题也好，做这项研究目的就是这个。
刁鹏飞：那在这样一个探索过程中，您能谈一谈您的一个大致的规划分为哪几个步骤，您预期这样一个探索之旅会有多长的时间，这个工程既然这么浩大，我相信你已经有了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前期的认识和规划，您能谈一谈吗？
景天魁：这个事情就是恐怕很浩大了，我能够带领这个团队做的恐怕就是开头的这一段工作，至于后边的工作可能依靠一代一代年轻学者去做了。在开头这个阶段可能我们面临的问题还是你如何证明群学它是社会学，它是一个学科。那么这个问题在学术界就有一个症结在这里，过去都是说这个学科好像是只有十九世纪学科分化才有的，特别是社会学，过去有种种的理解。
现在看来只讲西方社会学有学科，只讲西方学术有学科，不承认中国学术也有学科，这是一种偏见。中国学术有自己独立的起源，西方学术也有自己独立的起源，那我说独立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这两种学科它的区别不是只有西方有学科，中国就没有学科，而是西方的学科有西方学科的划分的标准，中国的学科有中国学科的划分标准，标准不同而已，不是个有无的问题，而是个特点不同的问题。
那么我们现在有什么理由能够证明西方那个就叫学科，我们这个就是不叫学科，只许学科里面分学派，就不许学派里面分学科，或者是学科里面分学派就是先进的，学派里面分学科就是落后的，这个没有理由能够证明，它不过就是个特点不同而已，对不对。就像习近平总书记前不久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上讲的，文明没有优劣之分。你比如上来就来了西方优越论，对吧，好像是只有西方的是人家的那个东西是好东西，是应该肯定的，是唯一的，那你的学术体系里的成果做法都站不住，都不行，那就麻烦了，对不对。而且我们现在看来，西方那种学科里面分学派有它的好处，中国这种学派里面分学科也有它的好处。
就像习近平总书记讲的，文明要互学互鉴，而不是只承认一种其他的都否定，那有利于这个学术的发展吗。那么这样一个工程开始做这个按照群学是个学科来疏理这个概念体系也好，命题体系也好，这个研究任务的艰巨那不言而喻的，所以现在我们这个，好在我非常欣慰的得到了好多同仁的大力的支持。
我几次在这个课题讨论会上我就讲，我们做这个工作是个什么工作呢？就是上要对得起祖宗，下要对得起子孙。我们祖宗创造了那么灿烂的文明，不能到了我们这代都不承认了，光承认西方有，对得起祖宗吗，到了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也四十年了，中国这么多年来我们这么多搞社会学的，我们能够让这种站不住脚的，所谓中国没有社会学的这种结论再继续延续下去，再继续给我们子孙讲，我们祖宗啥都没有，对得起子孙后代吗？所以我们团队的说景老师你都七十快奔八十的人还跟我们来做这个研究，你这个动力是什么，问我动力是什么，我说我动力就是这两句话，上要对得起祖宗，下要对得起子孙。
刁鹏飞：我这样听下来我觉得对我们可能目前的社会学的研究都会是一种警醒。那么再向下继续做这个研究的时候，您觉得我们应该采用什么样的角度去找准这种社会学的中国的根源，要建立这样一个中国社会学的学科体系，那么有相应的概念，相应的命题，那么应该具体怎么去建呢，您有没有可以跟我们再分享一下多一点。
景天魁：我们面临着很大的问题，就是说你如果是陷入到我们这个浩瀚的文献里面去，你没有一个线索，或是说没有个主线的话这个是很难办的。我举个例子你就很清楚了，比方说人家哲学，原来西方像黑格尔那些人也不承认中国有哲学，他们说中国没哲学。但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先是胡适写了一本中国哲学书，那后来冯友兰来写了一个传的中国哲学史，他们在中国这书一出，那西方一看中国也有哲学，你不能说中国没哲学，对不对。但是这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过去他们的工作在先。那么现在我说某个概念某个命题是社会学命题，那别人就会说了，那不是哲学命题吗，那这就有个你这个角度，你的学科角度到底怎么来贯彻的问题。
那么我们可以说是反反复复的讨论研究我们就提出了一个主线，这个主线有这样的群学，那就是打着合群、能群、善群、乐群这四个群作为主线，我们就在这个历朝历代的浩如烟海的文献里面来寻找表达这合群、能群、善群、乐群的相关的概念和命题，凡是与这四个群有关的我们就把它疏理出来，我们就用这个办法，就不至于你到那个浩如烟海的文献里面去，另外也能够区分开社会学或哲学，或伦理学和人家那些学科的区别。
所以这四个群可以说既能够表达群学的最基本的原理，又能够表达群学它的功用。我们说中国学问就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么合群很大程度上就是你如何修身的问题，你人作为一个群的成员，你怎么被这个群接纳，你怎样遵守这个群的规则，哪怕你这个家庭里面你怎么做好你家庭里面的角色，父子之间怎么相处，兄弟之间怎么相处，那么这些东西都是合群，你合群性增强了那你就修身，就有了具体的途径了。那么修身修好了，那就可以齐家，齐家齐好就可以治国，治国然后平天下。
那么正好合群、能群、善群、乐群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基本上是对应的，当然因为中国这个历史过程两千两三百年，不同的年代对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个强调的重点不同，它具体的表述也不同，这些都可能反映到合群、能群、善群、乐群的这些概念中，这些命题中，这样我们就把这个历史脉络就疏理出来。
刁鹏飞：所以我觉得您刚刚提到合、能、善、乐，与修、齐、治、平，把这个就贯通了中国的传统的文化一直到今天，我觉得都有解释，有它的解释意义，应该讲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可能我们不光是可以找到我们学科的自信，找到甚至是也是建设我们的文化的自信，所以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就是先有了通过我们的学科自信来建设我们的文化自信，通过我们的学科自觉来找到我们学科自信的一个根源，可不可以这样去理解。
景天魁：对，这个话梁漱溟先生老早就说了，他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他就讲了，中国的崛起从根上来说就是中国文化的崛起。用今天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说，这是我们中华文明的崛起。可以说我们中华文明在历史上一直是领先的，不领先的时候是很短的，也就一百来年，所以我们现在讲民主复兴也好，其中必然包括我们的文化复兴，文化复兴也必然包括学术复兴，学术的复兴里边必然包括学科复兴，那我们怎么能没有学科自信呢，对不对。
刁鹏飞：总书记讲如果一个国家没有发达的哲学社会科学，那这个国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的前列，所以我想可能你所说的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他有这种使命感，这种意识，所做的事情恰恰就是要繁荣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而且把这样一种精神风骨一代一代传承下去。那您觉得对于今天的中青年学者，您能给他一些什么样的，比如说治学的建议，或者说可不可以给他们一些寄语。
景天魁：在中国社科院庆祝建院三十周年的时候，当时就叫我谈一谈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科建设的问题，因为可以说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的时候我就到社科院来读研究生了，这也是第一批研究生，后来一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我觉得中国社会科学院这么多年来确实是有非常好的传统，我也很希望年轻的学者能够继续发扬光大。我那次就是把中国社科院的学风或者是学术传统概括为四个严，严格、严肃、严厉、严酷。
我当时讲什么叫严格呢，我就提到我刚进入社科院的时候我个人的一个经历，我研究生毕业以后留到社科院里面就参加了当时咱们院的院长胡乔木的一个写作班子，给我教训很深。说的我这个人过去念书的时候对我自己的文笔我还挺有自信的，我觉得我还行，所以参加胡乔木那个写作班子，交给我写的那块， 我也很认真，你想院长交给我的我能不认真吗，满怀自信的把那稿子交给胡乔木。反正我们是在玉泉山，他过两天他来一回，走的时候把我们写的稿子都带去，过两天他回来时候讨论。想不到他回来，等那稿子交到我手里我看，被人家胡乔木改的，整个那稿子密密麻麻改的一塌糊涂。所以说我当时真有点脸上觉得挂不住，怎么能改成这样呢。反馈以后晚上回去我仔仔细细的地看看，看他每一句怎么改，最后我确实是心里非常佩服，乔木同志那文字水平那真是高。经过人家一改那个句子用词之准确，那句子就通畅，包括你读起来那个气都是顺当，不像咱们一般那学术学者写的东西，疙疙瘩瘩的，人家全没疙疙瘩瘩的东西。给我上了非常严格的（一课），所以我说严格，这严格我就举这个例子。
严肃我举的是什么例子呢，要把学术事业当非常严肃的（事情），以非常严肃的态度来对待它。钱钟书先生，我记得有一次就听他讲，说是要把学术当成自己永远的爱人，它永远是你追求不完的一个对象，没有说哪一天你这追求就到底了。所以在社科院生活了这么多年，接触一些老先生得到的教训，有些确实是印象非常深刻的。
严厉，我的老师在我给他当学生的时候，从来不当面夸我。我听到他在别的场合说过我的好话，但是他基本上不当面表扬我。严师出高徒确实是这样的，学问这个事情它是要求你全身心的投入，什么时候你就很难说你这个学问就做到怎么怎么样了，它永无止境，是吧。
最后还有严酷，也是这个意思。就是对自己不能够太姑息，不能觉得我做的不错了。所以走到学术这条路上，我觉得严格、严肃、严厉、严酷，恐怕是一个最基本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