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简介】张炯，生于1933年，福建福安人，我国著名的文学理论家、文学史家和文学评论家，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任《红旗》杂志文化组负责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名誉会长，国家社科规划领导小组文学学科专家组组长，茅盾文学奖第五届评委会副主任、第六届评委会主任，《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副主编等。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他的著作曾获得中国图书奖、鲁迅文学奖、中国社会科学院最佳研究成果奖、当代文学优秀研究成果表彰奖，还获得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颁发的二十世纪成就奖银质奖章。
汤俏：张老师您好，我很荣幸接受委托由我协助您接受采访。你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下是什么原因，让您产生了想考北大中文系的想法，您又是怎么样走上这个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的道路呢？
张炯：我小的时候就爱好文学，到部队之前，我读过不少的文学作品，包括五四以来的鲁迅很多作家的作品，也包括我们古典文学的一些作品，后来因为参加革命，就到农村去打游击，然后跟南下部队会师以后，我又到了部队。在部队六年，我大部分的时间还是做文化工作，也做机关工作，所以就有机会也接触到很多图书，也读到很多文学作品。当时主要是解放区的作家像丁玲，周立波他们写的小说，也包括苏联文学作品《青年近卫军》、高尔基的《童年》、《我的大学》等等。我1952年就想去考大学，但是部队不允许，说要树立永远是战斗队的思想。
但是到了1955年部队审干，审干就出现一个问题就是我过去参加地下党，福建的地下党解放以后一直在受审查，所以这样我就要求去考大学。后来部队首长也同意了，就说因为他看到我在部队长大的，觉得我大概也不会什么问题，我们部队给你开个介绍信，但是档案先不给你转，等地下党审查有了结论再转，所以这样子我拿部队介绍信去考的北大。没想还真考上了，我原来是考新闻专业，本来想去当记者，觉得当记者比较有收获，这样有东西可写。但是到了大学以后，我们系主任就跟我们讲话就说北大中文系不培养作家，培养学者，学术研究人才和教学人才，当时给我的云头浇了一盆冷水，但是我还是没有放弃搞创作的念头。
在北大当时我们学校的团委书记是胡启立，他主张让同学们来办一个文学刊物叫《红楼》，因为红楼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我当时就跟《红楼》写过一篇小说叫《千树万树梨花开》，《红楼》这边登的创刊号的头版头号，这个小说当时在校园里头比较有影响。我在北大后来在《红楼》发过几篇小说，然后在《解放军文艺》，在《萌芽》发过一些诗歌，还是梦想毕业之后能够去搞创作。但是到了1958年，学校就实行一个新的方针叫做“教育与科研生产劳动相结合”，让我们同学也搞科研。当时我们这个年纪的一共四个班，一共将近100个同学，是1955级。大家商量后，同意一个想法就是我们利用暑假的时间来写一部《中国文学史》。大概35天，居然把一部文学史82万字写出来了。
我当时被推选为副主编，主编是我们年级的党支部书记，叫做费振刚。这个写完了以后，当时北大很重视，向社会推荐，报刊也宣传，陈毅元帅都给我们写了一封信来鼓励、肯定。但是第二年，1959年的时候，著名的文学理论家周扬先生和我们文学所的所长何其芳先生，他们先肯定我们这个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去写这个文学史方向是对的。但是有缺陷，提了两条意见。听了他们的意见，我们同学觉得有道理，所以1959年就决定我们重写一部《中国文学史》，把两卷变成四卷120万字。这次我们就请了一些老师，来参加我们的同学的编委会，包括我们系主任杨晦先生、游国恩先生、林庚先生，吴组缃先生，冯钟芸先生，陈贻焮先生等来参加我们，帮助我们把关，帮助我们审稿。这样我们又搞了一年，重写了这部文学史。
最后我们毕业论文都没有写，学校就说，你们的文学史就算你们毕业论文了。我在文学史编写过程中间，负责组织协调大家来写。另外，也参加审稿，参加改稿，自己负责写的是全书的《绪论》和最后的《结束语》，加上近代文学的一部分。完了学校叫我们写一个文学史的体会，编委会叫我来起草一个体会，编写中国文学史的几点认识。先在北大的学报发表，后来光明日报和文艺报又全文转载。大概是因为这个原因，毕业的时候分配，当时我们同学分配的志愿都是这样填的：第一志愿说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第二志愿我就填到新华社或者报纸去当记者，第三个志愿我就填到中国作协、一些文学刊物去当编辑。我觉得这样子将来我可能有时间来搞文学创作，但是没想到一公布就把我分到文学研究所。公布以后，我没办法，因为当时的人都是比较听话，组织叫干什么就干什么了，所以就到文学院研究所了，就走上文学研究道路。
汤俏：好多事情，我也是第一次听您分享，能够在大学期间就写文学史，确实是难能可贵。我们知道您的文学创作活动，主要是四个领域，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文学理论和文学史这四个领域，那您觉得哪个领域的研究对于文学的发展更有重要的影响呢？
张炯：文学创作跟文学研究，严格说起来是两个行当。因为创作它是比较多要用形象思维，要想象。文学研究是科学，它更多用的是理性思维、逻辑思维，要求是尊重客观规律。但是，这两个东西也有相通之处，可以互相促进。文学史可以提供给你前人由于什么创作，有过什么经验，所以这反过来对于创作也有帮助的。有创作的体会去研究文学，当然对于研究工作也有一点帮助，至少能知道人家作家有什么甘苦，知道作品形成的过程是怎么回事。你搞这个文学评论什么，话可能说到点子上，所以这两个方面是有互相促进的作用。
汤俏：那您觉得文学创作，文学评论，文学理论和文学史，这四个领域之间互相有什么关系呢？
张炯：文学理论是要反映文学的本质规律、创作的规律、接受的规律，以及它历史发展的规律。它规律从哪里来，规律是从研究文学创作，研究文学史中间代表出来的。如果没有文学创作知识，没有文史知识，也不存在文学理论。但是文学理论作为一种理性的认识，它一旦产生，它反过来就能够指导文学创作，也能够指导文学史的写作。
文学理论跟文学评论关系也比较密切，因为文学评论是直接面对作家和作品的。可以说，它是把作家、作品提到理性认识高度来进行评论的，因此其中就往往包含着一些理论的认识、理论上的发现。所以搞文学理论，最好应该有评论的基础。如果你纯粹的搞理论，就可能认识上会有所限制。所以这几个方面呢，它是有区别的，又相互联系的。
汤俏：张老师，您在文学批论和研究领域呢，已经工作了有将近50年，评论的对象从当代到古代，您能不能给我们回顾一下，您这些年所取得的这些成就和您的著作，然后您自己怎么评价自己这么多年的取得的成果和地位呢？
张炯：我是很惭愧了，我这一辈子有很多时间不是做学术研究工作的。比如说在部队呆了六年，我是1948年10月参加革命的，那两年搞学术运动，也编地下刊物，然后又参加游击队去打游击了。大学毕业以后，从1963年起一直到1979年，我实际上基本上没搞研究工作，其中有搞编辑工作。所以我跟我们文学所的有很多同志他们从大学毕业以后，一直搞文学研究的有所不同。
最近这40年，写文学评论，我第一篇文学评论1948年写的，是发表我们地下党的刊物上，是评论的苏联，当时有个作家叫安特莱耶夫写的一本小说叫《表》，我评了那个。所以中国作家协会把我参加文学活动，就从那时候算起，因此2009年就给我发了一个奖状，这个奖状就算我从事文学活动60周年。实际上，1948年发表那个很短的评论之后，一直到1958年，我才在《电影艺术》上发表过一篇评论《青春之歌》电影的文章。到文学所之后，在《文学评论》上发表过一篇评论话剧《甲午海战》的文章。当时我还在我们院里的刊物叫《先建设》，就现在中国社科院前身，在那里发表过几篇文章属于文学史的。
我研究文学史是从五十年代那时候开始，后来中间断了，叫我搞文学理论去了。后来又做编辑工作，到了80年代让我回到文学所里。当时我们所里领导就要我到新成立的当代研究室去当副主任，协助朱寨先生来写当代文学史，这样我就从理论室调到当代史去了。后来当时我们社科院院长胡乔木找我们所里的领导和我谈过一次话，就说你们文学所不要急于马上就写当代文学史，他说等着高校编写的文学史、当代文学史出版以后，听听社会的反映，然后再写。然后他又说，如果你们写文学史要在文学艺术的发展上下工夫，在艺术性的分析上下工夫。你们可以先搞一些其他的著作来为文学史写作奠定基础。所以听了他这个指示以后，后来我们就做了调整，我们当时一个就请朱寨先生主编一部叫做《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我跟蒋守谦先生就来主编一个《新时期文学六年》这样一本书，我还主编了一本叫做《新中国话剧文学概观》。同时，我们又在推荐一个《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的编写工作。
所以从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我的工作就变成一个是搞文学评论。追踪当前的文学发展，给些主要的文学现象、一些主要作家的作品来写评论，出了七、八本评论集。另外一个工作就搞文学史，中国文学史的编写呢，最后形成一个成果了，就是这三卷，150万字这三卷。到了1995年，陈晓明先生建议来编一本中华文学通史，就是把这个各个少数民族的文学纳入中国文学史，也把香港、澳门和台湾的文学史纳入中国文学史。我觉得陈晓明建议很对，所以当时就找了我们所的学术委员会的主任、副主任商量，就是樊骏先生和邓绍基先生。他们后来也都是学部委员了，他们也很赞成。所以，我们组织了班子，组织一个大编委会和分卷的编委会，开始写这本书。这套书经过两年奋斗到97年出版的，叫《中华文学通史》十卷。我们后来又决定在原来基础上再修改。我们现在因为在各个方面的研究都有新的进展，所以那个旧了。这样就是经过这几年的奋战，就写了12卷。
原来的十卷本是由我、邓绍基和樊骏先生主编的，后来樊骏先生去世了。编第二套的时候，他说他不能参加工作了，因为他脑子坏了。后来就换了一个主编就是郎樱先生，少数民族所副所长，郎樱先生现在也是我们荣誉学部委员了。第二套的时候，我们三个人来主编。由邓绍基先生看前六卷的稿子，由我负责后六卷稿子的审稿，由郎樱先生负责其中少数民族部分的稿子的审稿。我为这本书写的总论，后来改成总序。这本书从古到今，包括当代文学史。所以这算是现在国内最全面一个中国文学史。
搞完文学史，我就想到自己，我原来是搞文学理论的。那么我就写一本文学理论的书，开始这本叫《马克思主义与文学》，后来把它列入我们学部委员的文库来出版。然后我又写了一本叫做《先进文化与当代文学》。这是对当代文学从理论的视角，文化的视角来加以研究的一份著作。后来我又写了一本《文学透视学》，《文学透视学》其实从理论的著作是想在坚持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同时，引进系统论的观点，对文学的本质规律、创作规律、批评的规律、发展的规律做一些系统的考察。这些工作都做完了，所以我才来抽时间才写一本长篇小说。与此同时，我还写了两本书，一本是想论述毛泽东思想和习近平，他们在延安开过一个文艺座谈会，在北京开过文艺座谈会。这两个座谈会，在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中国化的历程中起着里程碑的作用。想围绕这个思想写一本书，这书后来出版社也把它印了一版给我送了一本样书，后来又说好像要它送审，不知道通过送审了没有。书是出来了，就是这样一本书。我这个研究工作，大体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汤俏：张老师，您治学多年，著作等身，您的那些成果作品到今天都对年轻的治学者非常有帮助，您能给我们年轻的研究者们，分享一下您有什么样的治学经验吗？谢谢您。
张炯：要说经验，我想第一条就是要勤奋，要珍惜时间。正如我前面所讲的，我有很多时间是不在搞学术研究的岗位上，因此到了80年代初回到文学所以后，我是有个明确的观念，就说要怎么把失去的时间抢回来。所以这40年来，我是从来不过休息日的，礼拜六礼拜天什么放假日，什么过春节，什么假，反正我都在工作，抓紧时间工作。马克思曾讲过一个名言，“勤奋等于天才”。因为人的才能都差不多，你能够有多少成果就靠你是不是抓住时间，是否爱惜时间，是不是把时间用在刀刃上，这是我觉得应该发扬的精神。
其次一点呢，就是要作为学风的严谨，这也是我从前辈身上学到的。我刚到文学所的时候，当时我们所里的支部书记是王平凡先生，他要我写一篇学习毛泽东选集的心得，我大概就写了三千字这么个心得。他看了以后，他说你这个心得写得不错，你送给蔡仪先生看看，让他提提意见。我就送给蔡仪。蔡仪先生第二天退给我，大概三千字的短文里头，他提了18条意见，使我非常惊讶。我仔细看了他的意见，大部分都是属于我逻辑上不够严谨的地方，概念的外延和内涵，我使用上不够严谨。所以蔡仪先生严谨的学风对我也很有影响，我觉得这是学者应该的。所以我后来写文章，我文章改了来又改，有的改好几遍。因为在红旗杂志工作时候，我也觉得文章总体上都是越改越好的，越改越全面。做学术上严谨就是也很重要，它是个科学性的基础。第三点，自己还得有点计划。因为一个人的时间毕竟有限，我现在都86岁了，我的大部分书是在离休之后写出来的。因为离休之前，我还做行政工作，做好多工作，兼两个所的所长，后来又兼好几个学会的会长，又编了好多刊物和丛书。因为有很多别的工作在干扰，所以这样的时间就更有限，自己能写作的时间更有限，因此自己的计划很重要。最后，我就想还能够留一点时间，来写文学创作。我这个《张炯文存》十卷本，第一卷都是我的文学创作。然后我手抄了还有一本书，是《现当代小说史》，65万字，我现在还在修改这本书。这个事都干完了，只要身体允许，我还想写一本长篇小说，写“五四”运动。
汤俏：张老师，您对于当下的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有什么样的看法？那今年正好是建国70周年，您对于学科未来的发展，有没有什么寄予或者期望呢？
张炯：当代文学70年，是走着比较曲折的道路，但是整体上是走向不断的繁荣。现在可以说文学的规模是空前的，因为从“五四”运动到1949年的30年，我们新出版的长篇小说创作，2100部。而在最近40年，我们长篇小说超过2万部。这当然是因为我们有大量的作家在那创作，当然今天包括网络作家。文艺报有个报道说网络，现在全国网络的写手1300万，这是非常惊人的一个数字。所以，可见我们现在的文学的生产率是有很大的发展，获得很大的解放。这样一来，文学研究就跟不上创作的发展。
理论批评在这70年当然也有很大的发展，特别是最近40年，由于思想的解放，由于中西文化的又一次大规模的撞击，我们引进的很多西方新的理论。因此，我们理论批评在这40年也有很大的发展，一个方面表现在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中国化方面出了很多新的著作。另外，也使得文艺理论走向多元化，出现一些象征论的文艺学，什么生态论文艺学，主体论文艺学等等。文艺批评也有引进新批评的，注重形式分析的，也有印象主义的批评，也有心理分析的批评等等。我个人来说，总体上我们还赶不上文学发展的快速。但是文学史方面也出版很多著作了，所以从当代文学这个学科来说，它应该已经建立起来了。我们现在还往外发展，进一步研究世界的华文文学，因为现在就在国外的华人有六千万，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华人文学。当然也是中华文学的一部分，这些年在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方面也出了很多成果了。
总体上，我们国家像70年各个方面，发展都取得很大的成绩。这是跟几代人的奋斗是分不开的。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已经进进入文化建设的高潮了。在这方面，就是我们作为社会科学工作者，当然有自己的很大的光荣使命，也有自己的重要的责任。我相信在我们一代又一代学者的努力下，我们国家的哲学社会科学，包括文学艺术学科也会有更大的发展。
汤俏：谢谢您接受您接受我们的采访，非常感谢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