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9年，著名金石学家王懿荣发现了甲骨文。120年来，几代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和历史学家筚路蓝缕，发掘出土了超过15万片甲骨，发现甲骨文单字4500多个，其中可完全释读的有1000多字。作为我国最古老的成熟文字，甲骨文承载的不仅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更是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王宇信先生是甲骨学研究的大家，在他看来，甲骨文发现及甲骨学的发展是中国近代以来学术史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它不仅促进了甲骨学殷商史本身的研究，使人们对中国上古史有了新认识，而且对于考古学、汉语史、音韵学、科技史、年代学等相关学科的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

徐义华（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我很荣幸地接受科研局的委托，来协助您完成这次学术采访。您是世界著名的甲骨学者，在学界和社会都很有影响力，所以有许多人对您的学术经历很感兴趣，我们想请您谈一谈，您是怎样进入甲骨学领域，又经历了怎样的学术历程？

王宇信（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好，我在今年五一的时候正好完成一本书，叫《甲骨学发展120年》，马上要出版了。当时写后记的时候，一想起我这几十年的人生道路，感慨良多，当时就写了一首诗。

我在1959年，当时考上大学学的是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因为考古专业到学校之后，其中有一个课叫古文字课，古文字课是高明老师讲，讲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等等，那个时候开始学一些知识。但是真正接触甲骨文的时候还是很晚了，然后1964年我大学毕业，大学毕业当时考的是中国科学院，就是现在咱们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甲骨文商史专业，就胡厚宣先生的研究生。当时是说是学甲骨文去了，可是到所里以后，后来1964年年底开始下去搞四清，四清完了以后留下劳动，一直到了1970年又上干校，去河南干校，所以说好长时间基本上虽然说是甲骨文商史专业研究生，并没有接触，只是我在大学写了一点。一直到1972年从干校回来1973年开始恢复《甲骨文合集》工作，我参加了《甲骨文合集》工作以后，这个时候才开始真正地接触甲骨文，就边干边学，在胡厚宣先生领导之下。

我应该说是一个时代幸运者，为什么呢？我上大学1959年在同龄学生里边，我能考上北京大学，是幸运者。再有1964年，扩大规模招研究生，考上研究生，而且考的甲骨文商史专业，这又是幸运者。然后毕业以后，好长时间没接触，但是一直从干校回来以后，让我们参加《甲骨文合集》的编辑工作，所以在工作中学，在工作中研究，所以说又是一个幸运者。而且退休以后身体还很好，在社科院来说，给我们创造很多条件，特别是对于离退休人员，有社科基金可以申请老年基金，书完成以后如果合格，然后又有出版资助。我应该作为一个时代的幸运者，所以这才能取得一些成就。

徐义华：在您长期从事甲骨学研究过程当中，您经历过哪些让您印象深刻的事，想听您跟我们分享一下难忘的时刻。

王宇信：当时《甲骨文合集》参加工作以后，就是说当时全国氛围有几件事永远是不能忘的。一个是郭老（郭沫若），郭老巨大的威望，一说《甲骨文合集》是郭老当主编，全国各地都是把材料积极地往历史所送，都认为把资料能收录在《甲骨文合集》是光荣，所以说我觉得当时参加这项目也是很光荣的。当时尹达先生在序里面写，当时是共产主义大协作精神，确实如此，比如说我们去到北大拓甲骨，你需要什么都给你拿出来，还有一些材料，都无偿地集中到历史所。比如考古所，当时本来陈梦家先生很早就开始准备了，也是要编合集，但是后来因为领导决定是由历史所编，由胡厚宣先生当总编辑，郭老当主编。所以考古所，比如好多材料，28000片甲骨文拓好的都拿过来。到故宫提供方便，到国图提供方便，所有的拓片都让胡先生去挑，所以历史所成了甲骨资料的中心，这个应该感谢当时的时代，也应该感谢全国的支持。所以我跟杨升南先生主张是什么？我们资料本来都是人家各处搜集来的，所以我们这些东西应该是资料共享，包括有的过去很多人家都一直没出版，最后给咱们，所以咱们有责任把它出好，有责任提供社会各界研究。

再有胡先生（胡厚宣）对我印象也很深，因为我们这些人一开始，我就说跟你们比，跟年轻人比起点低，跟老年人比我们知识确实很差，找不着题目。合集一开始参加工作，一天到晚也很枯燥吧，不知怎么做。然后胡厚宣先生就说给大家出点题目大家就做，最后有的学者说这东西不好干，后来胡先生跟大家说，蓬生麻中不扶自直，在历史所这个环境之下，书有的是，另外名家有的是，所以说逼着你就得学习，蓬生麻中不扶自直。另外胡先生还跟我讲，他说干历史研究是一个笨工夫，他说我就是个笨人。其实胡先生并不笨，当时是很年轻的时候，那时候保送上北大，他说我是一个笨人，他说就是要下笨工夫，你只要做。

徐义华：王先生，您一生致力于甲骨学研究，出版了多本甲骨学的著作，在学界和社会产生了良好的影响，我们想请您谈谈您所取得甲骨学研究方面的成就，您认为您在甲骨学领域有哪些成就推动了相关领域的发展，以及您是怎样评价自己在甲骨学领域的成绩、作用和地位？

王宇信：我是从1973年开始参加工作以后，那个时候我们当时《甲骨文合集》编辑组的一些先生，大家那真是所谓昼夜兼程，一心想夺回过去十年失去的宝贵时光，所以说都很努力，然后在胡先生指导之下，边干边学。 所有前人的成果，真是如饥似渴地认真学习。我在这个过程中呢，首先是识字做了很多笔记，另外对于甲骨文研究的成果应该有所了解，所以说基本上论文是一篇一篇地看，看完以后不断地进行总结，在总结中前进，在总结中学习。比如像一些前辈学者，像王国维先生，他就最早做最近二三十年甲骨文的研究现状，另外像我们的老师胡厚宣先生也是不断地总结，《五十年甲骨学论著目》，五十年甲骨学研究等等。再有像陈梦家先生等等，这些老前辈们都不断地总结，从而知道甲骨学取得哪些成就，哪些不足，然后自己在不足方面去努力，在成就方面认真学习。所以我实际上对于甲骨学也追随这些先生吧，我经过1973年以后，通过自己的学习、努力，然后把我自己对甲骨学当前发展的体会跟未来做了一本书，叫《建国以来甲骨文研究》，这是1981年出的。

这样已经参加工作，就是边干合集，边自己学习，在学习之中写一些东西，这个过程中，然后《甲骨文合集》在1978年到1982年开始出齐了。出齐以后呢，这时候就是社会上更需要甲骨文这些基本知识。然后在甲骨文发现80周年，1989年左右，我写出一本《甲骨学通论》，应该说这个书是我对于甲骨文的理解、学习，特别是前边学者所取得的成果的体会，然后怎么样把这些比较精深的语言，为社会大众一般入门青年所接受。所以说这个书应该说是对于甲骨学的总结，特别是年轻人学习入门还是很有用的，这是甲骨文90年的时候。

然后等到为了迎接甲骨文发现100周年，就1999年，由杨升南跟我又向社科院提出一个课题，叫做甲骨文一百年成果这个课题。然后我们《甲骨学一百年》是130余万字，在1999年，当时社科院是在安阳召开甲骨文一百周年纪念大会，当时社科院李铁映院长出席会议并发表讲话，《甲骨学一百年》作为会上用书，出版以后受到了与会海内外专家的欢迎。与此同时历史所还出版几本书，一个就是《甲骨文合集释文》，《甲骨文合集释文》是我跟杨升南担任总审校，然后每个合集参加者他们都做了一册，我也做了一册，最后把稿子集中到我跟杨升南手里，我们花了两年零八个月进行校对，等到1999年这个书才出版，一共是2200多页吧，也应该说是一本大书。

100年以后，我们又继续还做了一些事。当时也是很早就开始为写商代史做准备了。历史研究所当时觉得，商代政治制度方面需要加强，商代地理跟方国方面需要加强，商代人物方面需要加强。所以说当时是徐义华先生正好念博士，博士论文就是商代人物，还有韩江苏先生也是商代人物。然后林欢跟孙亚冰当时说一个搞方国，一个搞地理，所以这是比较弱的项，通过他们的钻研、学习，开始又通过商代史的锻炼吧，这样一个个他们都已经走上学术的一线，成了有关领域研究的专家。这本书出版以后，确实是影响很大，后来得了国家出版总署的出版政府奖。这本书应该说作为总的来讲是商代一个断代史，应该说商代过去历史就《史记》一本记两千八百多字，这本书出来以后，商代政治、经济、文化可以说是威武雄壮的史记展开了。另外每一部分，比方政治史、经济史等等，军事史，又是一部专史，所以专史非常深刻。

我们新中国甲骨学家在国家的支持之下各方面取得了辉煌成就，写了一本《新中国甲骨学60年》，一晃不知不觉时间又过去了，所以这次社会科学出版社遵照着院里面有一个指示，要出当代学术丛书，出一个大型系列丛书，就跟哲学社会科学报告一样，然后跟我说，说要求把《新中国甲骨学60年》，前面不变，后面再增加这10年的一些新的研究成果、新的进展，编成题目叫做《新中国甲骨学70年》，作为70周年献礼，所以我这个书又做完了。

所以说现在虽然已经八十了，要中国人的习惯，抢八十，我已经抢过八十了。奋斗本身是幸福，能奋斗还要继续奋斗，再多做点力所能及的工作

徐义华：王先生，我们看过一篇报道，您对自己做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记录，您说您自己是百年甲骨学的摆渡人，有人说您的定位很有趣，有人也说您这个定位自己评价有一些自谦了，想问一下您为什么给自己一个摆渡人的定位？

王宇信：在老一辈学者里面我是小的，在小一辈呢，比我小的我是老学者，但是我就说了，我跟老学者没法比。老学者人家是饱读诗书，各种资料很熟很熟，你比方像郭老（郭沫若）也好，胡先生（胡厚宣）也好，于省吾也好，商承祚也好，这是前辈，人家经典各方面都非常熟，咱们没法比，跟老先生比差远了。
后来跟你们这些年轻人比也不行，因为你们一毕业起点很高，一毕业都有硕士论文、博士论文，一修改一增订一完善，那就能出版。像我们当时大学毕业以后，参加劳动，一直没念书，就是过去学校跟现在训练也不太一样，就属于过渡段吧。而且我做好多事情也是属于过渡性质的，摆渡人，比如说包括《甲骨学通论》等等，比如讲课等等，好多年轻人就通过这个书，步入甲骨学之门。

徐义华：现在甲骨学是一个影响非常深远的学科，我们想问一下，在甲骨学长期的研究过程当中，有哪几个关键问题对于推动甲骨学的研究起了非常重要的意义，另外我们怎么认识甲骨学在整个中国学术当中的地位？

王宇信：现在实际上好多人力、物力还是用在资料整理方面，资料整理就是说各单位的精细化整理，过去合集是选，有用的选，应该说《甲骨文合集》跟《合集补编》，这两本书一共选了5万多甲骨，应该说有用的东西，基本都在里边呢。    现在是更进一步整理，各单位开始整理，一个新的正面、反面，彩照、拓片等等，我总觉得是不是太繁琐了一些.因为如果说合集真要这么做，正面反面，照片、摹本，释文，现在一共合集13本，起码60多本，60多本真正研究起来是需要那么一片一片对一遍，不需要的。我觉得还是选重要的，比较实用性。哪些过去发表过的，单把它搁一块重新弄，重新拓也好、照相也好，显得更清楚，就是原来发表过的。没发表过的你就特意把它搁在一起，不要混在一起。

所以说甲骨学这方面，比如像文字考释，文字考释现在取得很大成就，最早是罗振玉那书，那是考证600多字，后来于省吾先生考的更多一些，再有现在还在继续做，这是在文字方面。再有分级断代，董作宾先生最早做的，现在包括胡厚宣先生、陈梦家，还有这些学者，又继续做深入。现在又有新的所谓“两系说”，很多人都接受，但是还有不同看法，我就说，这些东西也还没有最后结论，还应该全面整理。

另外咱们编合集，编合集把甲编、乙编这些材料都编到合集有关内容里面去，搞分散，已经碎片化了，怎么样呢？实际上这个工作还应该做，从127坑彻底整理，进行全面整理一下，这个是需要工夫的。其他的方面影响还比较大的就是商代史，咱们这个当时有一些东西解决不了，为什么？有些字不认得，片没法读，随着文字的多，有的理解更深，将来会有更新的考古发现，更新的《商代史》出版，这也是一方面。所以说总之吧，学术是不断地发展，有的解决了，有的后来又有新的看法，有的没解决，现在开始解决，所以说学术是不断前进的。

徐义华：近几年在甲骨学研究形成了一个新的高潮，我们想听您介绍一下近几年甲骨学研究的状况。

王宇信：应该说甲骨学发现到现在是120年了，我是把甲骨学发展120年就分了几个阶段吧。第一阶段是1899到1928年，当时是草创阶段，然后就有王国维用甲骨文研究商史，拼合，解决史记与本纪可信的问题，这是最大的成绩。

接着1928到1937年，也可以说到1949年，这一阶段主要是殷墟进行科学发掘，出土了3万多片科学发掘甲骨，另外这些甲骨最后著的时候甲编乙编这两个书。再有就是研究方面，虽然后来工作停了，然后抗日战争兴起，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国的学者拿起笔，实际上拿起笔做刀枪，然后进行研究，最大的成果一个是胡先生的《甲骨学商史论通丛》，当时得了教育部二等奖，一个是董作宾的《殷历谱》，应该说代表了中国学术最高水平。可以说由于学者他们坚持甲骨文研究，保护了中国文脉的传承，这是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就是新中国成立以后，1949到1978年以前这一段时间，这一段时间实际上就是学者们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学习马克思主义，然后在历史唯物主义观的指导下研究甲骨文。马克思主义确立了在甲骨文界的指导地位，与此同时，《甲骨文合集》的编撰工作，从1956年开始，一直到了1978年，合集经过几十年的断断续续，时做时停，终于完成了41956片甲骨浩瀚的工程，然后对以前的80多年的甲骨学做了全面总结。

1978年以后一直到2000年，这一段时间，我认为是甲骨文发展全面深入发展时期，这个时期应该说取得很大成绩，甲骨文分级断代方面有所前进，在著录方面也取得新的著作跟发现，取得新的成果。

在新的一百年，在《光明日报》发表甲骨文优秀释读成果奖励公告，以这个为标志，实际上标志一个新阶段开始，在政府推动下的甲骨文全面深入发展与弘扬的新阶段，这个阶段是跟前几个阶段不能比拟的，一个是政府顶层设计，一个是社科基金办设计大数据云计算，破译甲骨文工程一共十个课题，再加上奖励破译文字。这是社科基金办，以文字考释为抓手，来推动甲骨文研究。所以说随着这些课题的完成，在新世纪甲骨学研究更大的辉煌一定会到来，当然你们也参加这工作了，也有你们的成绩。

徐义华：甲骨学经过120年的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会有越来越多的研究，所以我们想请您给甲骨学未来的发展进行一个展望？

王宇信：最近我也考虑了一下，甲骨文，特别是最近进入新的政府推动下的全面深入发展弘扬新阶段以后，这样投入的人是更多了，而且顶层设计，在这些课题完成之后一定会推出一批新的人。比如商代史，商代史咱们写出来了，一个总的断代史，另外有分门别类的专史，可以说一纵一横都有了，将来是不是还要再深一步，再深一步应该考虑怎么写。你们现在的《中国思想通史》，比如说咱们室，先秦这部分由咱们做吧，你们会利用历史、史料、考古、甲骨，包括前人的成果，经过认真全面总结分析以后，一定会有所前进的。当然中国思想通史为下一步也做准备，新的商代史，我希望你们拿出一部新的商代史来，这样一定会超过2011年这个商代史。

还有比如说咱们甲骨学本身，我正想甲骨文普及的工作怎么做，有时候我也想，甲骨文普及无非是一个甲骨文走向人民大众，一个是甲骨书法走向人民大众。甲骨书法现在，咱们搞甲骨学的，很多人不写书法，真正的搞书法的人比咱们搞甲骨学的人还要多。 所以说跟过去不一样，过去一开始甲骨书法都是学者本身写，你像罗振玉，像董作宾先生，都是亲历亲为。现在学者跟书法家是脱离的，书法家是书法家，你写你的，咱们研究咱们的。所以甲骨书法界咱们作为学会应该关心，怎么样引领他的正确方向，让甲骨学家们、书法家们回归甲骨、走出甲骨，这样写出真正的无愧于时代的东西。

要让田野上的遗产，还有博物馆里仓库里的文物，还有印在书上的文字“活”起来，比如咱们甲骨文“活”起来，现在开始做这方面的工作。咱们所也有甲骨，怎么样让它“活”起来？你想没想到这点，比如国家图书馆办一个“甲骨文的记忆”，过去办过两次了，一批甲骨片，馆藏的片，拓片结合，你别看这个东西，在社会上有很大的影响，这样甲骨文“活”起来。

不光这样，甲骨文现在还走向墨西哥，然后甲骨文又走向澳大利亚，现在走向世界，作为外交使者，一看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使各国人民非常感叹的。所以还有好多事情要做吧，当然是一代更比一代强。我这个耄耋老人了，能做多少跟在你们后面，乐观其成，看你们取得成果高兴，向你们学习，一定是不用扬鞭自奋蹄，追着你们，在你们脚步后边跟着你们一块前进。

徐义华：因为现在甲骨文日益受到学界和社会的关注，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甲骨文的工作当中，其中有好多是青年的学者和爱好者，您对这些青年的学者和爱好者有什么建议和期望？

王宇信：当然特别对于考上硕士、博士的这些年轻人，还是认真地打基础，关心甲骨学的发展，掌握最新材料。比如我后来所以能够这么多年，因为写文章比较早，为什么？因为大学我是学考古学的，到历史所之后，咱们室历史所过去好多先生都是大学历史系毕业，没学过考古，所以对考古材料不知怎么用，光从文献到文献。后来我就想，咱们又历史又考古，从中间走出条路来。用历史的史料，利用考古的东西，考古这些往往对你有新的促进，多思考问题，多注意新材料。好多年有一些研究成果，我们都是跟考古发现有关，妇好墓，包括西周甲骨都是最新的发现，所以紧盯最新发现，紧盯最新的前沿。

虽然我没什么成绩，但是我这次整理，光笔记本就一大摞，记那些材料。像我们每个同志都记好多东西，跟你们现在不一样。现在你们用电脑，我倒认为光靠电脑恐怕还不行，还是应该书认真地读，读完之后再查，这是我的体会。电脑代替不了人脑，我现在写什么东西，就靠我这个手写，好多材料还是靠我脑子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