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近代史学科获得长足进展，张海鹏先生是重要的参与者和推动者之一。1964年，张海鹏进入近代史研究所，一进所便遭遇“四清”和“文革”运动。长达13年的时间，他都未能专注地投入学术研究，遗憾地错过了一个学者人生中最宝贵的“黄金时期”，然而他并没有因此懊恼蹉跎，反而更加懂得时光的珍贵。
1978年，中国的学术界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当时，近代史所聚集了范文澜、刘大年等大批优秀的前辈学者，在如此浓厚的学术氛围熏陶下，张海鹏也随之迎来了他学术研究的“黄金十年”。他尝试着探索中国近代史研究理论和方法，持续思考着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的理论建构，并在主持编纂《中国近代通史》中付诸实践。1998年，他出版了人生中第一部个人论文集，倾注了多年来对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探究和思考，他将这本著作取名为“追求集”，意为“对历史真理的追求”。
赵庆云：张先生您好。
张海鹏：你好。
赵庆云：非常高兴有机会访谈您，我们这次访谈的主题是著名学者的学术人生。我记得您是1964年，进入近代史研究所，至今已经50多年了。进了近代史研究所，也是您从事近代史研究的一个起点。那我想能不能请您跟我们说一下，进入近代史所前后的这个情况？
张海鹏：我在1964年7月从武汉大学历史系毕业了。本来我报考了，当时我们学部历史所的研究生。但是在毕业前夕，武汉大学历史系的党总支不让我去报考，要我去报外交学院，北京的外交学院，我也报了，也考试了，外交学院也录取了。但是最后我没有到外交学院去，到了当时叫做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1964年正在招聘大量的研究人员。他们没有经过我同意，没有征求我的意见，其实我更愿意去外交学院去学习做研究生，但是近代史所把我招过来了，所以这以后我就，到现在已经55年了，人的一辈子都在近代史所度过了。
赵庆云：您在以前的文章中讲过，好像是进入近代史所以后，因为这个“四清”和文革等政治运动，实际上很长一段时间是没有机会，真正地投身到史学研究。一直到1978年您才开始，正式坐下来做学问。然后，费了很大力气编撰《中国近代史稿地图集》。我想请您给我们讲一讲，改革开放之初，您投身到近代史研究的一些情况？
张海鹏：我们这一代人，从1964年进到近代史所以后，实际上对我来讲应该是有差不多13年的时间，都是处在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农村的劳动锻炼和长达十年的文化革命。我的第一篇文章，是在1976年，在《历史研究》发表的，以后集中精力做学术研究是1978年以后。
所以早期除了协助刘大年同志做《中国近代史稿》以外，还为《中国近代史稿》编了这个插图，还为《中国近代史稿》编了历史地图，那么另外我又出版了一本《简明中国近代史图集》，就是在做插图的基础上，出版了一本图片集。又在地图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中国近代史稿地图集》，这都是在1984年以前完成的。那么1984年，实际上《中国近代史稿》也基本上都完成了。
赵庆云：您以前应该是没有编绘地图的这个经验的，这个确实难度相当的之大，您能不能介绍一下，编绘《近代史稿地图集》的这个过程？
张海鹏：《中国近代史稿》原来是60年代初，当时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院长他主持的一个项目，当时叫《中国史稿》。1962年到1964年之间，《中国史稿》四本完成，前三本就是历史所由尹达同志主持，第四本是近代史所刘大年同志主持，那么这是最初的来历。1974、1975这个时候，郭沫若同志提出来，希望把这套书扩大。所以当初提出来一个十卷本，《中国史稿》十卷本的这样一个设想。前七卷由历史所来负责，后三卷由近代史所来负责。大概在1975年、1976年那个时候，刘大年同志和郭沫若同志商量，说我们把《中国史稿》的后三卷独立出来，叫做《中国近代史稿》，前面七卷叫《中国史稿》，后面三卷叫《中国近代史稿》，最后郭老同意了。那么原先在做中国十卷本，《中国史稿》的时候，当时要配图片，配地图。当时在《中国近代史稿》这个编写的时候，内部我是最年轻的。所以这个编地图，搜集这个插图、彩图，都交给我来做。
编历史地图对我来讲是个全新的工作，我的当时在武汉大学上学期间，我也上过这个历史地理的课，多少知道一点历史地理方面的概念，但是编历史地图怎么编还是不知道。中国社会科学院1970年成立以后，编《中国历史地图集》以中国社科院的名义来组织，请这个湖南大学谭其骧教授来担任主编。我那时候天天在翻那些谭教授主持那个历史地图集的一个个散页，同时我也把这个英文的、俄文的、日本的，就是国外他们出版的历史地图集，找一大堆来，反复的看，反复的琢磨，就猜想，人家是怎么做历史地图的那么我开始来做这个中国近代史历史地图。
我记得我在1978，跟地图出版社来讨论出版问题的时候，地图出版社提出来，首先是处理边界问题，近代中国的边界问题。近代中国的边界问题，首先要外交部批准通过，如果外交部不批准，不通过，这个地图集没法做。所以，我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来看史料，来摸近代中国的边界的走向，然后形成了一个报告，写出了近代中国的边界如何处理的一个报告。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和中国地图出版社两家的名义，给外交部送了一个报告。外交部经过了大概将近一年的审查，他们批准了，盖了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的大红印，他们外交部的各个司局都已经看过了一遍。他们最后的意见是，原则上同意你们所报的近代中国边界问题的处理。那么有了这条以后，我们就好往下进行了。我这里要特别说一下，就是这个《中国近代史稿地图集》关于近代中国边界的走向，到今天为止，还是我们近代中国边界的一个基本根据。
赵庆云：您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自学过程中，有哪些难忘的经历？
张海鹏：难忘的话，我觉得我个人在学术研究当中，是把中国近代史的学术研究和国家的需要结合起来。我觉得大体上应该可以指出两点：一个是2006年，2006年中国青年报的《冰点》问题。我在2006年3月1日，在《冰点》发表|“反帝反封建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主题”，这个文章以及《冰点》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成为当时全世界舆论关心的一个焦点。这可以说是我第一次的论文，在世界的角度来说，他们来关注、来评论，这是第一次。
第二次就是2013年。2013年5月8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我和李国强同志合写的“论《马关条约》与钓鱼岛问题”。这篇文章最后一句话是讲的琉球，说是悬而未决的琉球问题到了可以再议的时候。那5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以后，所有的网站都报道了这篇文章，而且很多网站都不用原来的标题，而就用“琉球再议”作为标题。这篇文章引起了世界各国媒体的关注，那同时也引起了日本、美国和中国政府的关注。首先5月8日当天，日本官方长官菅义伟，在回答新闻记者问题的时候明确就这篇文章，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中国外交部的新闻发言人华春莹，也在回答记者问题的时候，拒绝了日本政府的抗议。第二天5月9日，美国国务院的新闻发言人，也就这篇文章回答了记者的问题。那么他在回答记者问题的时候表示，他认为琉球是日本的，那么钓鱼岛的主权他不选边，他不表示态度。那么世界各国包括港澳台，所有的新闻媒体都就这个（文章）发表了评论。我作为一个学者，应该说是一个普通的学者，有那么几篇文章，引起了全世界舆论的关注，这是我自己写文章以前没有想到的，应该说反映了中国近代史学者，对中国与国际关系问题的思考。
赵庆云：您主编的10卷本《中国近代通史》，在近代史学界有很大的影响，也体现了您对于中国近代史，这个学科体系的整体思考，我想请您谈一谈这个《中国近代通史》的主持撰写过程中，前前后后的一些相关的情况。
张海鹏：要写一本《中国近代通史》，这是我们近代史研究所从建立以来，我们历届的所长，包括范文澜所长，刘大年所长，他们长期以来的一个心愿。但是在他们主持所里工作的时候，由于政治运动太多，也由于学术研究基础还不丰厚，所以这个提出这个任务，一直没有真正的实现。范老的《中国近代史》也就是写到义和团运动，写到八国联军；刘大年同志的《中国近代史稿》实际上也都只是完成了中国近代史的前一半，还没有完全写完。那么从1900年，到1911年辛亥革命，到1919年五四运动，他们都没有完成。根据我们后来的理解，1919年到1949年这一部分，就完全没有涉及。所以我在担任所长以后，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我们应该完成我们前任所长范文澜、刘大年，他们提出的这个任务。
到1999年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们研究所一批年轻的研究人才已经成长起来了。他们那个时候大概都40多，50左右，每个人都有几本著作，研究基础都比较雄厚了，我觉得有条件来写一部《中国近代通史》。再加上我个人长期在思考中国近代史这个宏观的走向，所以我也有能力来把握中国近代史的宏观走向。所以我们组织了课题组，也得到了我们社科院的支持。当时，李铁映同志是院长，我记得李铁映同志在1999年的院里的工作会议，院里的工作报告当中，还把编写《中国近代通史》作为明年的工作任务。
我们在2000年，开始组织课题组。我在课题组组成的时候，我明确的提出一个要求就是《中国近代通史》宏观的指导思想，当然是马克思主义，当然是毛泽东思想，同时也要按照我自己提出的，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基本进程，中国近代史基本的理论体系来写。我们参加工作的每一位学者，可能都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在《中国近代通史》里头，只能有一个看法，就是按照我提出的这个思路来编写，大家都没有意见，大家都支持。所以我们大概有5年、6年的时间，把《中国近代通史》十卷本完成了。所以在2006年，有几卷就出版了，2007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全部出版。大概在2008年吧，拿到了新闻出版总署的政府出版奖。是不是2009年，还是2010年我记不准了，中国社科院的科研成果二等奖。这部书大概在这个近代史学界影响还是比较大的，我知道我们很多念博士、念硕士的学生，都要读这套书。
赵庆云：中国近代史是一门国际性的学问，它的繁荣发展，是离不开和国际学界的交流和合作。这个问题您能不能跟我们谈一下，您对这个近代史研究的国际交流合作，所做出的哪些贡献？
张海鹏：我们近代史所的学者们，特别是在国家的经济条件改善以后，在社科院的经济条件改善以后，我们到世界各国主要国家去搜集档案，这已经成为一个经常发生的事情。从所里来讲，我们和世界各国的主要的中国近代史学者发生联系，主要是通过召开国际学术讨论会。我们在1990年，中国科学院近代史，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建所40周年的时候，我们召开了第一次叫“近代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讨论会”，这是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第一次以所里的名义来组织这样一个国际学术谈论会。这次会议非常成功，我们邀请了来自于美国的、英国的、德国的、日本的、俄罗斯的，这些对于中国近代史研究最主要国家的学者，而且几乎都是头牌的专家学者来参与我们的会议。大家就近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展开了非常热烈的讨论。
类似于这样的会议从1990年以后，我们召开多次。通过这些学术讨论会，我们和世界各国研究中国近代史学的（学者），建立了非常广泛的联系。我记得2000年，是我们建所50周年，我们也召开了第二届“近代中国与世界的国际学术讨论会”，那这次我特别做了一些安排，就是我们要向世界各国的学者来展示，我们近代史研究所年轻一代学者的风范。所以那次我们是安排我们的主要发言人，我们各个小组的主持人，主要是近代史所的中青年学者，40多岁、50多岁的学者。那么2000年那次大会，最后有个自由发言，我记得有几位学者，对近代史所解决了人才的青黄不接，表示了赞赏，也对近代史研究所，年轻一代的学者的成长感到欣慰。
赵庆云：台湾史学科 您的这个推动是非常重要的，能不能请您谈一下这个，推动台湾史学科建设的背景？
张海鹏：中国社科院台湾史学科的建立，我觉得也跟李铁映同志有关系，那是李铁映同志做院长的时候，给我们提出来的任务。当时在朱佳木副院长的领导底下，差不多经过了一年的论证，我们一年之内大概开了，我记得开了五、六次论证会，最后觉定在近代史所，建立一个台湾史研究室，同时我们以社科院的名义，建立一个台湾史研究中心。我当时作为所长兼任这个室主任，兼任室主任的目的只要是为了组织，把这个台湾史研究所建立起来。建立台湾史研究室第一位的是要人，所以我们从其他的单位，包括本院世界史所，吸收了一批年轻的学者，也努力培养一些台湾史研究的博士学位。经过几年的努力，我们台湾史研究室，已经达到了七八个，八九个，完全符合我们社科院建立一个研究室的这个要求。
台湾史研究室，我认为服务于国家，服务于我们的海峡两岸的统一，还是起到一些作用的。我们以前台湾史的研究，在台湾，在两蒋时代，台湾史研究也是不能展开的，那么我们中国大陆台湾史研究也开展的不多。但是李登辉当政以后，后来陈水扁当政，台湾逐渐出现去中国化的趋势，中国史慢慢不强调了，他们突出强调台湾史。有些具有台独倾向的学者，开始强调台湾的政权都是外来的，强调台湾自古就是一个国家，这是非常错误的，完全没有历史根据的一些说法。中国大陆有很多台湾的研究机构，包括我们现在还有一个台湾研究所，但是他们都主要是研究台湾的现状。我们在建立了近代史所，建立了台湾史研究室以后，我们提出了我们的研究方向。我们后来把清代末期到日本占领的日据时期，作为我们一个重点研究方向，甚至于1949年以后的台湾，也作为我们的研究方向，在这方面我们取得了一些成绩。
李铁映同志给我们布置了要写《台湾通史》，那么他当时提出来，要写一个十卷本的《台湾通史》。但是我觉得我们的条件不够，我们的学术基础很薄弱，我们要写十卷本的《台湾通史》，显然还是不行的。所以我后来在台湾史研究室的基础上，我们编写了两卷本的《台湾史稿》。之所以叫《台湾史稿》是表示，我们在台湾史的研究上，还不一定是很成熟的，我们这个两卷本的书稿，还可以听取学术界的批评。两卷本的《台湾史稿》大概108万字，在两卷本的《台湾史稿》出版以前，我们还出版了一本《台湾简史》大概30万字，这本《台湾简史》后来，由外文出版社，译成了英文在世界各地发行。我是觉得我们是站在中国，一个大中国的一统的这个基本立场上，来关注台湾的历史发展。从原始社会一直到清代把台湾收复过来，一直到清代末期的发展，到日据时期的发展，到1949年以后。我们《台湾史稿》一直写到1949年，写到2011年，马英九在台上通过了艾克法。这在台湾史研究上，在台湾的台湾史学者们，他们是没有这样做过的。
第二点可以说的就是我们以台湾史研究中心的名义，召开了多次海峡两岸的学术讨论会。我现在一下记不准了，恐怕超过十次了。今年9月我们还在陕西的汉中，召开了一次台湾史的研究学术谈论会。在这以前，每次召开台湾史研究的学术讨论会，台湾的学者大概都有十人、二十人、三十人甚至更多，来参加我们的学术会议。我们这种会议也得到了国台办的支持，有时候他们给我们经费支持等等。这对于团结台湾的研究台湾史的学者，对于用正确的“一个中国”的历史观来指导台湾史研究，我觉得还是起到作用的。
赵庆云：您是长期担任近代史研究所的领导职务，您能不能给我们谈一谈，就是这个行政管理方面的一些经验和体会感想？
张海鹏：行政管理方面，我只简单的说两点。我觉得我抓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制定各种规章制度。在我这个任内，包括是副所长任内，我都制定各种各样的规章制度。当然我们要参考，我们要在社科院的规章制度这个基础上，同时要结合近代史所的实际情况，要制定各种规章制度，实行各种会议制度。所以我们这个所里的行政事务是在各种会议制度上，来进行研究，进行决策。
我第二个事情要说的就是，我下了工夫，要培养近代史所的青年研究人员。因为文革初期，我们所里很多的大字报对于原来所里的领导人有批评，批评的一点就是说没有重视青年研究人员的培养，这个我一直记在心里。但是我，到我有机会来主持所里的工作的时候，我一直在探索怎么样在所里，把这个培养青年研究人员的这个制度建设，把它安排好。
我们在1997年以前，做了种种探索，但是到1998年以后，我们形成了一个认识，就是每年在所里召开“青年学术讨论会”。因为所里的青年人，40岁以下的青年人，大概40位左右。所以我们从应该是1999年开始吧，召开了近代史所第一届“青年学术论坛”。我们所里做了个规定，凡是40岁以下的青年学者，必须要参加这个青年讨论会。必须要写论文，必须要参加所里的青年谈论会。而我们所里的青年谈论会的举办形式，和国外的国际学术谈论会的形式是一模一样的。我们就是要训练我们所里的青年学者，敢于在学术讨论会上发言，敢于同不同的意见进行争辩。这个我觉得是很有效果的。今天我们在这个近代史研究第一线，包括我们现在的所长，副所长，几乎都是当年在“青年学术讨论会”上这个成长起来的。
赵庆云：现在“青年学术讨论会”已经形成品牌，建设了20来年了。
张海鹏：差不多。
赵庆云：已经是走出了近代史研究所，现在是和全国其他高校，每年都有这个“青年学术谈论会”的合作，合作召开。中国近代史研究，日益繁荣发展，新锐新著层出不穷，最后想请您给我们青年学者提一点建议，或者提几点希望。
张海鹏：新中国建立70年，我们中国近代史学科，现在应该说是一个成熟的学科了。我觉得比我刚进近代史研究所的时候，现在要成熟的多了，我们刚进近代史所的时候，中国近代史还界定为1840—1919。那么今天，大家都认识到，1840—1949是中国的近代史。1949年新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是中国的现代史。这个在学科的建设上，在中国近代史学科的理论体系构建上，我们已经比过去有了很大的进步。那么近代史各个阶段，各个具体问题的学术专著，已经出版的非常多了。70年以来，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走向强起来，那么中国近代史也是在这个基础上，一步步发展起来的。所以怎么样结合新中国70年的奋斗史，来重新思考1840年到1949年的近代中国历史。重新思考1840年以后，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我觉得我们还可以在中国近代史的理论体系，学科体系上，做一些新的探索。这些方面我们年轻一代的学者，现在大有作为，可以做的事情很多。包括以前做的比较多的1919年以前，特别是晚清时期的历史。我们现在都可以重新来做研究。那么民国时期历史，当然更可以重新来做研究。所以加深这个中国近代史研究，加深对中国近代史的理论体系、学科体系、学术体系的研究，这是我们新一代青年学者所面临的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