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12月，中国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秦墓中出土了大量竹简，这些沉睡两千多年的秦代竹简一经面世，便震惊了考古界。竹简约4万字，内文为墨书秦隶，写于战国晚期及秦始皇时期，其内容主要是秦朝时的法律制度、行政文书、医学著作以及关于吉凶时日的占书。作为我国首次发现的秦代典法，云梦秦简的出土为研究中国书法、秦帝国的政治、法律、经济、文化、医学等方面的发展历史提供了详实的资料，具有极为重要的学术价值。
有这样一位学者，在云梦秦简出土后便参与了其整理和研究工作，并将这种孜孜不倦、实事求是的工作精神贯穿于数十年的学术生涯中，他就是我国著名法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刘海年先生。
记者：刘老师您好，很高兴您能接受我们的访谈，首先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您是怎么样选择了法学研究这条道路，您的求学经历是怎么样的？能不能给我们做一个简要的介绍呢？
刘海年：好谢谢你们，我哥哥是个老干部，当时1949年的时候他们南下到了武汉。到了武汉以后他就写信说，部队有一个私营学校，他说像我一样的孩子很多，可以到这样的学校来读书。结果我就动了心了，以后就随着父亲到了武汉。
但是武汉的我去的时候由于交通不便，我去的时候，部队已经南下了，海南岛和雷州半岛都没有解放，开走了，随营学校也带走了，结果在武汉呢，我就参加了那个，武汉市青年文工团少年艺术队。是陈先就是咱们过去，那个国家体委副主任介绍去的。后来呢就是部队，要建设文艺兵，他就把我们一些比较大的同志，和这个整个少年艺术队的大部分都调到部队去了，我是12月份到的武汉，1月份参加工作，是在那过的年。4月份就到了部队，这样参军的，参军以后我当了文化教员，当了宣传员当了文化教员，以后又当了秘书，后来调到军事法院来当书记员。当书记员以后呢，在这个时候学习了苏联的军法，进行了一些培训，以后周总理做知识分子问题报告，动员国家机关，厂矿和部队，有高中学历的青年，向科学进军，报考大学。
当时报考大学的学生，不够，高中生不够，这样我就参军了，参军以后，就选择了，因为我有这个搞法律工作 的背景，在军事法院工作。我就选择了法律，这是大概就这样一个情况。法律本科1957年到了大学，1961年毕业。1961年毕业招研究生，一个系招几个研究生，完了以后我就选择了这个，当时也是双向选择吧。就是系里推荐，那时候叫系里不叫学院，系里推荐，征求本人意见，那我就继续学习当研究生。以后就学了法律历史，我觉得法律历史是个有学问的专业。这是我选择的道理之一，另外一个当年部门法，本来按照我的过去时候做的工作来讲，应该选择部门法。但是部门法呢当时不招生，就是理论和历史，法律历史。法律理论和法律历史招生，我就选择了法律历史，这样到时候赶上那个好时候。
当时就是贯彻高校60条，整顿学校纪律，就是读书，读原文。这个时候在研究生阶段，就认真的读了几年书，大致上就是这样，这个过程就是这样。
记者：感谢您分享您的生平经历，那么我们知道您在法律史研究和法学研究当中，都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成果。那么尤其是关于70年代出土的睡虎地秦简（云梦秦简）。那么睡虎地秦简的出土，是我们学术史上一个跨时代的事件，那么当时您是作为睡虎地秦简的整理者之一。那么参与了睡虎地秦简的整个的整理过程，关于这段经历，您能和我们分享一下吗？
刘海年：是这样一个情况，当时呢，法学研究所它当时是属于科学院。1975年，小平同志恢复职务，提出整顿，胡耀邦同志分到了科学院，要整顿这个科研秩序，这个时候我们从干校1972年回来的，回来一直是没有工作，不让和出版社联系和也不让和报社联系。
整个这个哲学社会科学部，就是回来了以后没有事情干。这种情况下，1975年的时候，就是恢复了原来的编制，按照各个研究室，不叫研究室，当时叫研究组，研究所研究组。这样因为我是学法律历史的，分到这个，就是在法律历史这个科研组，我就当了这个副组长，是后来的副主任。
因为我在研究生阶段，我的毕业论文是唐律，就是永徽律。毕业论文是《论永徽律》，都知道我是学古代法律历史的，并且呢毕业论文当中的一段，第二部分也在《历史教学》上发表了。当时发表文章很不容易，就是说它在这个全国的这个报纸上，就是像《光明日报》，登了这个，媒体的登这个目录。这样就是好多学界，好多我的亲友，部队的一些同志都知道了，知道我是，署名就是用自己的名字。那时候用自己的名字发表文章也不容易啊，这个别人就知道了。知道了以后呢，1975年发现了，湖北发现了云梦秦简。云梦秦简呢，一开始看了以后呢，他们注意到，里面有搞法律，有法律的，是记载了法律。这样大概是在1975年年底，发现了云梦秦简，经过整理以后呢，二月份、或者是三月份，《光明日报》和《人民日报》，在第三版就报道了。
报道了以后，我当时在工厂劳动，在北京第二机床厂劳动。这个心里很激动知道了这个事情，后来我们一个总支委员，在我回所的时候，他就知道。因为他知道我是学法律，古代法律历史的，当时文物局也找，研究古代法律历史的。他就征求我意见，征求我意见当时我心里很激动。但是我不敢，当时就答应，文化大革命时我觉得还是在一个单位互相了解，外面的情况不清楚。
万一这个不是学术研究卷到这个政治里面呢，当时我很担心，没有马上答应。因为文物局，在离法学研究所是隔壁，当时在这个北大红楼。我有一个同学也是研究生。分到国家文物局，在文物局办公室当负责人。我就跑去了，我就问云梦秦简的情况，他说这个是纯学术研究，可以参加。我就很高兴，回来以后呢，我就和研究组的组长，我们研究组我是副组长，研究组组长韩延龙商量，商量以后呢就觉得这个项目可以去参加，答应组织的这个询问。
后来我就到了这个我当时到那个文物局的时候，我知道这个是学术研究，我说我们可不可以再来一个人。反正是我们当时在劳动，可不可以再来一个人。当时负责人是谁呢，是胡绳武和金冲及，这个金冲及呢，就是现在退休了，是中央文献研究室的这个副主任，当时他是文物局的这个一个副主任，一个这个文物出版社的一个负责人，当时他叫负责人。
他们就同意了，同意以后，我就回来和韩延龙同志商量，商量以后就报总支。当时选择两个方案，一个是找一个年轻的同志和我去，一个是年纪大的。我们第一方案是选择就是高恒，高恒一块去。这个年的这是征求高恒同志意见，高恒同志当然很高兴了。我们两个就一块去了，去大概是3月底到4月，这个时候我们就参加了，参加整理云梦秦简。
十多年不工作，一直在劳动，一直在文化大革命，一直在批判，有了工作以后，我积极性非常高。当时从全国来的是，搞历史的，搞古文字的，搞考古的，这个搞古代法律的，汇集到一起。，还有一些老的专家参加，咱们第一代的老的专家的参加，在一块工作，积极性非常高，可以说是夜以继日，有的时候虽然图书资料不方便，但是呢千方百计的。因为当时图书馆都关门了，只有科学院图书馆，和这个北京图书馆当时，现在的国家图书馆前身，到那去，费了很大力气才能把书借出来。一般的不借书只能到那看，但是我们晚上我们要打夜班，打夜班要借出来看。
自己一些材料，再加上图书馆借的材料，积极性非常高，就这样呢，我参加了这个云梦秦简的整理。
记者：谢谢刘老师，听到了很多的之前没有听到学术秘闻，涨了很多的见识，刘老师那么之后呢，想接着问一下，因为您在整理云梦秦简之后呢，写了很多关于秦代法制的文章，和重要的论文。那么为今天这个秦汉法制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那么想请您简要介绍一下，您关于秦法制研究的一些成果。
刘海年：这样的情况，因为当时这个消息披露了以后，发现有大量的法律，就是在简书上发现大量的法律。我们去了以后呢先认字，因为这个次序，简律的次序已经乱了，那个编痕啊，这个是用绳子给系到一起的，已经烂了，烂了以后呢简是混乱的。
我们必须把这个简，能够有秩序的排到一起，一种法律排到一起。这样情况下呢，我们就先认字。认字完了以后，把各种法律归结到一起，这整理过程当中。因为当时是在批林批孔，毛主席也对这个法家呢也很有研究，就是说，这个要送给毛主席看。不知道是上面的来的消息的，还是底下的这个大家的想法。但是呢有了这种想法，说送给毛主席看了以后呢，积极性就更高了。
所以说呢，就是一直在整理，整理呢就是。大概到六月份的时候，北京发生地震唐山大地震，唐山大地震把这个红楼，就是北大红楼是个木质结构，砖木结构。砖木结构它有个好处，它那个木头，它抗震里面那个木头它抗震。
这种情况下，虽然是把那个，我们整理的一些材料书柜都已经倒下来了，搞乱了，但是这个基本上还能是完好的。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到了，把这个工作没有停，地震当中就停了两天没有停。搬到哪呢，因为这个成了危楼，危楼就，我们就到了故宫，故宫啊，中南海和这个有新盖了一个楼，文化大革命新盖了个楼，我们搬到那办公。在那儿办公的一个时间以后呢，把当时的这个汉简的整理小组，吐鲁番的整理小组，马王堆的整理小组，都集中到一个大厅来办公。
但是呢过了一个时期以后呢，说这个地方不行，后来又到哪呢，到龙王庙，到那个龙王庙故宫的西北角有个龙王庙，一个大厅里在那办公。这个时候呢就是大家在一起，大家在一起议论，因为是先出版的版本，先出版的版本是那个线装大字本。这个版很大，这个字，字也相当大。是那个叫什么胶版，胶版印刷。这种情况下呢，就是积极整理。可惜呢在这个没有整理的完的时候，(毛)主席就去世了。是为主席看的，加工整理,很漂亮，这个书整理出来很漂亮。
但是主席去世了以后呢，主席没有看到这一批文章，我们一边看简，一边整理简，一边在看资料。这种情况呢，里头有一些很振奋人心的消息。 因为过去中国这个历史，它在这段历史，法律是空白，其他的制度也是空白。只有这个《诸子》和这个《左传》《国语》这样一些呢，对这个战国，春秋战国时候有记载，秦律这一段呢，就是《史记》《汉书》有记载，但是记载的都很笼统。但是这个现在是文物，这个文物先是一个下级管理抄写的。
但是呢，它填补了，由于数量比较大所以说呢就是一边研究，一边思考问题，这个时候呢就是，在整理之余。大体上有了眉目了以后，就开始写了文章，开始写文章。这个时候呢还是继续整理，一边写文章一边快整理完的时候，组织了一本书叫《云梦秦简研究》。
就是参加的人，每个人写一篇文章，从不同的角度，并且找了搞古文字的。邀请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参加云梦秦简的一些同志，写了一本书。
这个时候呢大家就是组织，开始组织写文章，我参加了这本书的设计，参加了这本书的约稿，因为当时比较年轻。去跑，到北大去跑，到师大去跑这个约稿，最后呢。这本比较早，但是咱们国家出版非常慢，被日本人抢到前面去了。
日本人有个特点就是说，看谁这个先发表文章，他把文章发表出来了以后呢。作为文章的起点，他开始研究，你看看这个研究，我们走到中国的这个前面去了，他就沾沾自喜，实际上不是这样。实际上是他是学的我们，当时我们国家出版，到现在为止，我们国家出版也非常慢慢，就是这样一个情况，我开始写这个云梦秦简的文章。
从那开始吧，是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越写越多，过去咱们写文章，写历史文章，都是一般，一般的。而这个呢，就是尽可能具体的。具体的一个部分一个部分的，这种情况下呢，后来呢就是，就写了一本书。这本书叫《战国秦代法制管窥》，因为这是一点一点的就是管窥，像管子一样的是，通过管子看到，看到就是局部，就是局部深入的写的比较多，后来是一块出版的。
后来出版以后呢，这个法律出版社出版的。法律出版社出版的这个很晚了，原来因为这个书比较冷，结果出版以后呢，很快都就卖光了，以后据说又重印了，重印了以后呢又卖光了。这种情况下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又重新再版。这本书呢影响，也在国内国外，影响也比较大，尤其是在日本，我们的法制，法律史研究由此开始。
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被日本人称为是，资料型的研究，就是说他的研究不是这个，从其他文章中摘到一起，去加上观点就可以了。而是从原始资料研究，比如我们后来的这个韩延龙同志搞的，近代法制史研究，警察史研究和这个革命法制史研究。以及后来杨一凡研究的这个明律都是从资料开始，所以说他把这个，日本的专家划类的时候，把我们看成就是凭着资料型的研究。
就是这个，他意思是在日本来讲是比较扎实的，所以说这个影响，云梦秦简研究也好。我和高恒我们分头研究了，和这个其他的研究也好。应该说在日本受的影响比较大，这个当然也和我1981年到日本去访问的时候。他们知道我是云梦秦简的整理者，我们本来是考察了解日本的情况。每到一处他是千方百计，让我讲这个云梦秦简的情况。日本人这个学习，这一点是值得学习的。
我们本来去考察去了，他把我们要了解的资料，都给复印起来，复印下来送给我们，说你们考察需要了解的问题，我们都复印了给你们。但是你们要回答我们一些问题，就是这样，所以说这个云梦秦简研究。
由于云梦秦简填补了这段历史空白，所以说它的研究对我们整个的中华法系的这个沿革，可以看的很清楚。最近最高人民法院，让国内一些专家，请日本一些专家，台湾的一块讲，讨论中华法系。我写了一篇文章，我说从云梦秦简看中华法系的渊源。稿子就在这放着，这个稿子还没有写成，我准备修改修改，一个是到，是最高人民法院的任务了。
另外一个呢就是，云梦秦简呢，云梦建一个馆，为秦简建一个纪念馆，这种情况下，它要做云梦的名片。现在不是旅游嘛，不是市场经济嘛，吸引人到那去啊，要我去做一个报告。
现在据我得到的消息，参加云梦秦简，从始到终参加云梦秦简整理的，一段一段发掘的不同，这个从始到终整理的，三个版本，现在大概只有，我是其中一个了，剩下现在都不知道了，好像在不在也不清楚。在不在也不清楚。据这个最近的采访的人，告诉我说已经不多了。很可能高恒同志刚刚去世，很可能就剩我一个人了，这个情况就是这样。
记者：感谢刘老师分享，我们知道您在专心于法治建设事业的同时，在法学教育方面也是成果丰硕。那么之后呢想请您谈一下，您在法学教育方面的的一些成果，因为您在上世纪70年代就已经开始进行法学研究生的教育工作了，之后是一直坚持在教育的一线，那么这个过程能否请您简要的介绍一下。
刘海年：这样情况，为了培养人才，社会科学院呢比较早， 1978年就建立了这个研究生院。研究生院以后呢招收研究生，这是建设最早的一个研究生院了，来招研究生。我当时呢还是整理云梦秦简没有完，被指定为这个，那时候是助理研究员呢，被指定为研究生导师，我很惊奇。
后来听说这个标准什么呢，标准就是文革前的研究生，就是文革前曾是研究生毕业的，和这个比较老的研究人员才能带研究生，这样我就被指定为研究生（导师）。后来我就是一直带研究生，带了一些硕士研究生，并且到北大，到政法大学，分头去讲课，这是一个方面。
另外1993年，我被国务院学位办授予这个，就是博士生导师。因为我们研究所这个，当时呢这个，不全专业不全。你比如说外国法制史，外国法律思想史没有，只有中国法制史，中国法律理想史。这个它不成一个，不成为一个研究生导师设定单位的一个标准，一直到这个情况。那么就是我在人民大学，成为博士生导师，在人民大学兼职，成为博士生导师。
成为博士生导师以后呢，现在我带了十个研究生，基本上都是中国古代法律历史的，也有人权的。后来院里领导指定我去带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法学研究生导师，这个都是上面指定。我又带了这样四个研究生，带了四个研究生，现在还有两个在读，明年就毕业了。我这个人呢就是可以搞一些研究工作，但是呢带研究生，也谈不上有什么经验。
咱们所里有几个，最有名的是杨一凡我带的，还有一些到美国去了，也有到实际部门去了，都是硕士研究生。
记者：感谢刘老师，刚刚听了您的这些介绍以后呢，我们发现您在法学研究，还有法治事业，以及法学教育方面，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那么结合您这几十年的职业生涯来看的话，不知道您能不能分享一些经验，给现在的年轻后辈，以及马上就要建国70周年，您对于这个建国70周年华诞，有没有一些什么寄语？
刘海年：我就是开始刚才谈了，我这个经历呢，和一般的同志不大一样，我13岁参加工作。我整个是在党和军队的培养下成长的，所以说在我的心当中，有一种感恩的一种思想，一直是有这种思想。我现在和部队的同志，和70年，我们70年和部队的同志有非常紧密的联系，不是一般的联系，在北京有两个，在武汉和湖北地区的干休所，还有在一些地区的干休所有一些同志。
这些同志呢一直和我有联系，这个联系本身是对我的一种激励，使我永远不能忘本。尽管他们数落我。尽管他们说什么见面少啊等等，但是有一种爱在里头。所以说我应该说是，在成长过程当中，一直到现在，被一种同志的爱包围着，这是一个。要感恩，感谢党，感谢部队，感谢人民，正是人民给我提供了这样一个条件。我上学是有助学金的，这个开始是花我的这个转业费，后来呢转业费快花完的时候，助学金恢复了，有助学金，一直是国家支持的，这是一个一点。
另外一个呢，我有什么经验，也没有什么经验。有一点这个可以谈的，就是在这个同事和这个激励下，我一直坚持学习。在部队的时候，当文化教员，要达到高中程度。这个是一边教一边学，后来呢我写军战史，编写军战史和老干部的自传。我在干部科，写老干部自传，再编写军战史。这都是对我的一种，有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
到人民大学以后，开始就是在大跃进阶段，劳动比较多。但是我不发牢骚，你劳动就劳动，完了以后我就去学习。抓紧那个机会学习，因为有一种学习有一种渴望。后来当研究生以后，安排的都是相当相当好的这个老师，相当有名的老师，你比如法律历史，那是全国著名的法学家、法学理论家孙国华，法学历史张晋藩、张希坡、林榕年，这都是比较好的老师，我的导师是张晋藩。
我们学这个，要学基础课，学这个原原本本的学，学经典著作，孙国华老师，他是一本一本给讲。经典著作，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讲了十几本，背景、结构、内容、重点，都讲了，可惜他的讲稿，我这个前不久他去世以前，我问他的时候，他的讲稿文化大革命中丢失了。
给我们讲课，我们学习后来我们学这个诸子，因为我们是搞这个研究中国古代的，讲诸子每一本书讲那么几篇，每一本书讲那么几篇，都是请的中文系，一些有造诣的老师去讲的，一些老老师。
那个其中还有这个图书馆馆长，大学的图书馆馆长去讲的。这些老师那个讲了一句话，是一段书，能讲一个多小时，讲的非常细。摇头晃脑的讲的有一种非常非常的愉快。教我们怎么读看古书，一定要学会读注读疏，读了注读了疏，你才能够读，这是一个情况。
再一个抓住机会学习，文化大革命当中在林彪摔死以后，我们集中到军营里，那个时候呢管理已经松懈了，我在军营里看了这个《资治通鉴》。我在明港那个地方碰到我一个同学，他是个高干子弟。这个高干子弟他带了一部《资治通鉴》，精装本《资治通鉴》，我借着看。
回去以后呢，诸子系统的诸子前四史我是这个阶段看的，抓紧一切机会看。在工作过程当中，譬如整理云梦秦简的时候，向老专家学习。其中我就向张老，张友渔。他知道我整理云梦秦简了，我也想找他请教，他给我，告诉我一些事情。过去时候不了解的，你譬如说，我搞两案的时候和整理云梦秦简的时候，他都讲一些事情。
我的同辈好多都是苏联留学生，再一个呢，年轻的同志，我说老实的，我向我的学生学了好多东西。改革开放的时候我给他们讲课，休息时间，聊天的时候，我哪个东西拿不准，他说刘老师你思想解放应该是怎么，应该是怎么，听他们的话就对了。
那么到后来研究生，带专业，你比如说杨一凡，他研究明，他研究明研究的很细。他是我的学生，我通过他的论文，通过他，我所看的明代的材料，他看的明代的材料，我也要看一看，不然我这个论文没法指导。那么我就从他的论文当中，能学到好多东西。
所以这个学习，要学习，一个是终生学习，再一个你要学会学习，老的、同辈的和比你年轻的，都要向他们学习，只有这样呢，才能不断地前进，你比如说现在遇见的那些事情。
我昨天打电话，我现在是那个网络信息研究会的这个名誉会长。提到网络信息法的时候，我是文盲，功能性文盲。我现在可以用手机，但是呢有好多东西，这个信息不了解，你不向他们学习行吗？这是一点。
再一点呢就是要爱护集体，我刚刚讲的每一个大的事情，都是经过集体，不管是简牍也好，人权也好，法治也好，法治当中的所有问题也好，都是依靠集体。法学所是个很好的集体，是老干部培养的。这个第一界领导，都是大革命时期的干部。有一些可以说是大革命时期的英雄，他们都是专家。
这些老同志他有一点，他想讲你就听就是了，偶尔你想提什么问题，你就提一个问题，让他讲，这个是方式。总之我就是有一点，就是我觉得我一直到现在，我好好的学习好好工作，现在我还在，因为今年有文稿刚出来，就是刚才我说了大概，一个是两万多字的，一个是大概是八千多字吧。
这个要不断地学习，才能够完成，因为现在拉住我的线很多，人权拉的，这个法治拉的，研究所，云梦秦简，到那要去做报告，高院这都拉着。
到时间交你一个任务，很难拒绝的，这都是很重要的组织，很重要的任务。这种情况呢，它使我必须学习，今天接受这个采访，也是我对我的过程，对我那准备过程一个回忆，所以说感谢你，也感谢采访的各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