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副主任、教授董小君发言。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 杨崇海 摄
我今天带来的题目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合理逻辑,我的题目正好和前面的张占斌主任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
大家看看这张图,36年来中国经济实际上经历了三个周期,为什么在第四个起不来?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实际上36是W型增长方式,我一直对这个问题很困惑。这就涉及到我们从旧常态向新常态转型的合理逻辑。从国际大背景来看,我觉得世界经济正在发生类别的变化,而不是程度的变化。我们国家从90年代末一直提到中国经济转型升级,一直在升级,我在想为什么总是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实际上我们一直在进行程度的变化,而不是类别的变化。
这张图是世界经济50年到60年长周期的活动,主要是技术创新带动产业革命。到目前为止,已经进入到了第二次产业革命尾声和第五次科技革命的尾声。中国上一轮经济增长主要得益于第二次工业革命和第5次科技革命的技术外溢,新一轮增长主要是2020到2080年间,全球将迎来第三次工业革命和第六次科技革命,所以“十三五”——2015年到2020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转型时期。
世界经济类别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哪几个方面呢?我这里面做了四个方面的概括。旧常态世界经济的生产模式,主要是大规模的集中生产,无论是1.0、2.0、3.0工业革命,实际上都是大规模的集中生产。在新常态下的世界,因为新的科技给我们带来的是未来分布式生产的转变。比如说3D打印机的出现,未来的生产方式有可能非常小型化,在家庭里就能够生产。比如我家买一台3D打印机,我听说3D打印机两千多块钱就能买一个,我自己今天出门穿的衣服应该用什么配饰自己就能打印出来,这就是生产模式的变化。
除了生产模式的变化,能源生产和消费模式也正发生着重大变化。过去双百年的工业革命历史,主要是传承化石能源,这种生产模式也是集中生产。未来会向非化石能源转变,主要是清洁能源,在这方面北欧一些国家的分布式能源网络是走在全球前列的。
第三种转变就是总体判断世界经济发展的阶段已经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变。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虽然现在是非常勉强的,但是世界规则迫使它们不得不朝这个方向转变。基于这样的转变,世界财富规则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过去三十年中,世界财富规则是有形财富的竞争,在这种规则下,WTO所有的商品贸易大国都迅速发展。在这种规则下,中国成了世界加工厂,并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这种规则现在正在发生变化,未来在生态文明阶段,世界的财富规则将从有形财富向无形财富转变。我们看到美国已经出台21世纪的铁三角:即TTP、TTIP、PSI。21个发达国家多边合作,还有一个欧盟主导低碳经济规则的出台。这些新的财富规则对什么样的国家有利?它们对生态文明做得好,知识产权保护做得好,高标准劳动规则做得好的国家有利,这些恰恰是中国的短板。
这就引申到中国经济的新常态,将来一定是设计版的概念,也应该是类别的变化而不是程度的变化。所以三年前国务院提出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当时我不能理解这个版与中国二十多年的转型升级有什么区别,现在我终于明白,它的区别就是世界形势已经发生了改变,我们在过去的形势下有自己的优势,在新的形势下如果不转型升级,我们就不再有自己的竞争优势。
那么旧常态的中国经济和新常态的中国经济区别在哪儿?最初的改革开放,它的逻辑起点就是为了解决人们的温饱问题,主要是解决经济总量的问题。基于这样的起点,我们的生产以及实现过程的模式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生产方式大规模集中生产。我们过去几十年强调规模经济,未来随着新的科技革命的创新,也会向分布式生产方式转变,生产的决策更加民主、小微企业更能发挥它的作用。
第二,与之相对应的,在过去几十年的能源消费模式中,煤炭占了67%左右的比重,能源也是集中生产,建设了大规模的核电、水电设施。我国对外宣布的是到2020年我们的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总消费的比重要下降到20%,分布式能源生产在我国已经开始大规模出现。比如浙江已经出现了家庭发电厂,每家都能发电,不仅能够满足自身的需求,而且还能卖给国家电网。
第三,商业模式。我们的过去30年的商业模式主要是重资产,大型企业的固定资产占比非常高,我们更多的在遵循增量的改变。未来我们更加重视轻资产,要进行存量的调整。比如汽车制造业,如果市场达到饱和的话,就不要再做增量,我们更多的是向市场后端转变,比如说制造业、服务业迅速发展。另外将相关联的产业进行合并,能够改变重复建设的问题。
第四,投资方式,要进行政府投资向社会投资的转型。
第五,开放方式。过去三十年,我们更强调的是引进来,未来我们更要走出去,更多地要站到GNP,GDP是财富所在,而GNP是财富所有,那才是中国真正的财富。在这种引进来的情况下,过去三十年我们的创新模式主要是整合式的创新,未来我们如果想要走出去的话,一定要进行原创性的创新,用自己的知识产权创新才能够让更多的企业走出去。
第六,支持模式也发生了重大的改变。首先,在过去30年中我们的指导理论是需求理论,主要强调需求和供给,更强调需求端,强调需求能够创造供给。在这种理论指导下我们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采取扩张式的。未来我们的指导理论要向供给理论转变,供给理论更强调供给能创造需求,这就是我们这一届政府强调通过税制改革、行政审批改革来激发企业活力。
其次,相对应的金融服务的方式,也发生了重大改变。过去无论是直接融资还是间接融资,我们的国有企业、大型企业更能得到资金支持。过去三十年为了保证经济总量的增长,我们的金融安排也是这样的。所以在过去36年中我们的GDP增长了139倍,金融资产却增长了641倍,所以它进一步加快了这种发展。未来我国更强调多层次、普惠金融体系的建立,前面祁斌主任已经说过了,这种金融体系更能激发万众创业、万众创新。
再次,就是风险控制。过去我们国家的信用体系主要是机构对机构,在这种情况下更强调监管,未来我们国家的信用体系更多的是个人对个人。现在从监管部门来看,银行和证监会都在推动征信体系的建立。
在旧常态下,我们看到的是双过剩,双破坏,环境破坏、资源浪费,同时还有双压力,收入差距过大。未来我们会向可持续发展、低碳发展、和谐和公平发展转变。在经济增长从总量扩张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型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减速不减势,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不再会呈现W走向,而是平稳可持续的增长。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