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欧政策对话支持项目二期欧方项目组长、汉学博士周裕耕发言。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 杨崇海 摄

我是周裕耕，是中欧政策对话支持项目二期欧方的项目组组长。我不是一个官员，我只是一个咨询人员，主要是为这个项目执行提供一些意见。我们的项目是中欧对话，也就是欧盟和中方的官员进行对话，双方能源部门进行了很多合作。在过去四十年的时间里双方合作取得了很大成果，我们值得对它们进行进一步的分析和研究，这也是今天我的演讲题目。

当一个小孩听到别人说，当所有中国人在同一时间一起跳，将撼动地球自转轴，杀死我们所有人时，他对所有亲戚说，一定要确保所有中国人不要同时跳起来，这是70年代欧洲人对中国人的看法。后来他说如果中国人必须得跳的话，他们能不能就是自己跳或者是小规模的跳，不要一起跳。我从1978年开始学中文，到现在四十年了，所以中欧关系四十年也算是我的一个个人历史。那个时候我发现我的老师其中之一是中国人，对于很多人来说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个中国人，第一个不是在中餐馆看到的中国人。我们无论远观还是近瞻，这四十年过得非常快，中国以前在欧洲人眼里是一种异类，有人问我为什么要学中文？我说就是好奇，我想学习一些形象，想学习一些符号，于是我们学习了中国的文学、中国的历史，以及中国的哲学，比如说孟子、老子和孔子。我对它们就像对中国的菜肴一样，兴趣浓厚。

中国对欧洲人的印象应该也是差不多的。比如说为数不多外国记者或者是游客来到中国访问，以及中国为数不多的像是《北京周刊》这样的外文期刊、杂志上看到的外国人形象。中国人想象外国人是一种形象，这和外国人在中国所体验到的那种感觉是有很大差别的。

中国想要世界这样看待他们，但实际上欧洲的来访者却那样看待中国人，这种矛盾让中国人感到很失望，甚至有一些不满。几年之前一位外国记者，他在1972到1974曾经来过中国，他说很难想象35年前北京最主要的百货商店所销售的外国产品就是香烟，而且是阿尔巴尼亚的香烟，外国人离中国非常遥远。那个时候外国人跟中国是有隔膜的。一直到80年代，通过中国的开放，有更多人有机会可以相互了解。我记得80年代有一个中国的T恤衫写着“老外来了”或者在外面写着“老外走了”。你现在还可以买到这样的T恤衫，在中国的街道上，外国面孔仍然是很少见的，在很多地方都是这样。

人们总是远远地看外国人，不敢走近，与此同时欧洲在中国学者的眼里越来越重要。1981年，中国的社科院成立了西欧研究所，现在叫欧洲研究所。它的第一份周刊是在1983年发表的，其后欧洲和中国也开始开展贸易。2012年欧洲共同体负责中国和蒙古的官员说，2010年欧洲对华贸易额达到480亿欧元，二十年前双方的贸易额跟零也没什么太大区别。

双方的相互了解有了很大的提升，我们对对方的看法有了很大的改变。但是这种看法的改变，意味着更加准确地了解吗？我只想提两点。悉尼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也是最近一本关于欧盟关系著作的总编，在2014年的一次访谈中这样说：从很多方面来看，欧盟和中国都把对方看成一个联合体，但是双方的相互理解还是有差距的，欧盟并没有完全了解中国各个省的、自治区的政策复杂性，而中国通常无法了解欧盟在哪里是没法统一的。显然这里的看法出现了分歧。

欧盟的座右铭是团结，并且多样化。但它却没有指出哪些地方是统一的，哪些是多样化的。对很多人来说，欧洲作为整体似乎是一些国家的结合体，欧盟和欧盟成员国是不太一样的。而中国是一个有着中央集权政府的国家，各个省之间并没有互补性。实际上欧盟并不是像他所说的那么多样化的，看看中国的各个省，我觉得应该去县一级的政府看一下。这种简化的认知，让许多外国人认为中国的政治就是，如果出现了一些负面事件的话，中央政府就会被指责，比如说没有执行一些积极的措施。罗宾汉大学2010年也做了一些科研项目，中国眼中的欧盟，中国认为欧洲的整体印象是积极的，他们认为经常出现的负面评价是因为欧洲人对中国不太了解。我想强调一点，我觉得这一点是真实的，同时也是我们在同欧洲人聊天的时候经常出现的话题：也就是横向的比较和纵向的时间表。

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它的范围和层级比欧洲所能够了解的要大的多，在1961年时候，欧盟有9个国家，那个时候欧洲的人口还是比较稳定的，但中国从1965年到1975年或者说到2013年人口基本上已经翻倍了。再看看北京，北京的城镇化是一个很大的话题。尤其是在我们的伙伴关系当中，1975年北京有八百万人，2013年有一千三百到一千四百万人口，增长了很多。对于德国人来说这就是柏林人口的两倍。

中国所面临的挑战就是城市人口不断增长，这是在欧洲没有看见过的。一位专家在最近的一次研讨会上说，这个问题就是中国没法放慢速度来解决问题，它必须一方面解决问题，另一方面还要承担迅速成长的压力。中国这种发展的历史，尤其是发展的速度，是我们需要考虑的。同时我们也要考虑进行对比，对比目前欧洲的发展速度，这样才能够更好的分析出中国所面临的挑战，这是符合逻辑的，但这只是其中一部分，如果把中国和欧洲的发展阶段进行比较，同一发展层级进行比较，我们就必须把中国的认知考虑在内。

如果把中国这个发展阶段同当年欧洲的发展阶段进行比较的话，结果可能会是灾难性的。如果这样发展的话，中国就有可能会像欧洲一样对地球造成毁灭性的影响。我觉得这样比较是不公平的。关于认知，我也沿用一个人的话，西方少数西方人认为中国有很大的责任，对全球事务有很大责任，我觉得我们的历史认知以及对外宣传的形象，塑造了我们所沟通的方式，我们正是用我们所塑造的方式，或者说我们选择的方式，来认知这个世界、来和其他国家发展关系。

你如何看待自己？我对此并不是特别的自信，我觉得我主要是从外部的认知来看待，来认识自己。